漫画/王启峰

　　2 月下旬，北京大学研究生杨恒明因抵制“科研苦力”而发声明的事件引起网络热议；而早在 2004 年，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这两起事件的背后都是高校研究生给导师“打工”已成常态的事实。有人不禁要问：如此的研究生培养方式，中国科研创新究竟路在何方？

　　“我太臊皮了。”3月4日晚，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恒明在人人网个人主页上留言。

　　2月下旬，杨恒明在人人网个人日志中贴出《北京大学退学声明》，声明中介绍了自己给导师和实验室做“苦力”的经历。他写道：“一种几乎毫无创造性的琐碎重复劳动，就是把工程文件修改、修改格式从一个软件流到另一个软件，来回折腾，类似打铁磨洋工，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却几乎不带任何思考创新内容。”

　　杨恒明身上的“北大招牌”让这则“退学声明”一出，便引起网上一片热议。尽管两天后，杨恒明删除了声明，并几次补充说明，称希望结束外界的“议论纷纷”，并称此前的声明为“一时发泄，有些偏激”，也没能让这一事件的舆论温度降下来。

　　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如今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上，硕士生求学阶段的科研和实践，以及导师角色长久以来的威权影响，也使得原本隐身高校院内的硕士生角色和尴尬定位显像。

　　导师是“老板”“读研就是干活的”

　　博士毕业于西安一重点工科大学的庄先生(化名)看到这则声明时说：“我硕博连读，都是一个导师。我确实觉得在学校那阵子就是完全跟着老板(导师)，是学生更是徒弟，就是下属，还不分钱。”

　　目前，36岁的庄先生在西安高新区和同学合伙经营一家软件公司。当初见到杨恒明“退学声明”一事在母校BBS上转载，且留言附和者众，他就多次跟帖留言，向学弟学妹们喊话“小不忍则乱大谋”。

　　1994年，庄先生从吉林一个小镇考入西安这所重点工科大学，专业是计算机通信工程。本科即将毕业时，他和很多同学都签约深圳华为公司，“当时都是公司直接整班整班的来系里签约。”不过，最终他被保送本专业研究生。当时，辅导员找他谈话时说，系里一位教授点名要本专业前三名。

　　“以前老板给我们带过课，就感觉这人很牛。一节大课不用教案，近百个数据都是直接用粉笔写出来。”庄先生所说的老板就是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

　　“这个称呼很早以前就有，可能和早些年的社会上流行下海经商有关——能揽活儿的都是老板。不过，当面还要称老师。”庄先生说。

　　关于杨恒明退学声明中抱怨“修改文件格式时间太长”，庄先生说：“有年夏天我和同学整整焊了三个月的电路板，还都是一模一样的板子，盛夏的西安成天里和烙铁打交道，确实累，中间还中暑了。”

　　“那批活儿是老板给外边做的，给我们说是科研实践。”整个硕士生阶段，庄先生记不清总计有多少额外的“科研实践”，因为总是有活儿做，几乎少有中断。

　　“硕士生三年我全在实验室。三年寒暑假加在一起最多有20天时间，剩下都是干活儿，那时候都说自己是给老板当牛。辛苦是肯定的，就看大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我到现在都不憷这些，可能就是当时打下的基础。”

　　至于当时有无补助，庄先生在和同学电话核实后才想起来，那年中秋节后，导师找他们一起吃饭。

　　在攻读博士阶段，随着发表论文压力很大，导师也很少让他参与一线的体力劳动，转而成为新的硕士生的日常管理者。“硕士生们背后把我们这样的博士生叫做二老板。”在多所高校的BBS上，有关硕士生给导师“打工”的讨论已经老生常谈。记者联系到6位在读硕士生，其中4位来自工学学科的硕士生都说目前也在做。

　　记者也采访了多位高校硕士导师。多位导师表示：硕士阶段研究方向必须引领或者紧跟所在专业技术流，这也就决定了此阶段研究生在日常学习中的动手必要性。“如果一个技术连实验室门都没有出，就不会被使用。” 　

　　奖学金分配必经导师之手

　　其实，很多学生甘于默默无闻地替导师打工，除了学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研究生阶段能否拿到奖学金，也必经导师之手。

　　庄先生1998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每月的奖学金和补助大致200多元。而和他同时本科毕业的同学毕业后月薪至少四五千元，签约深圳公司的，税后月薪也几乎达到万元左右。

　　“都读研究生了，还从家里拿钱有些说不过去。”庄先生坦言当时大家压力都很大，因为帮导师做工补贴时有时无，一年最多也就千元左右。但若干活时好好表现，争取让老板多分些奖学金，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我那几年总算撑过来了，但后面几届开始收学费了，情况更难。”庄先生说。

　　199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人数为5.1万人，随着1998年全国高校扩招，招生录取的硕士生人数逐年递加：2001年，招生录取人数为11.05万人，2002年19.5万人，2003年增加为27万人，2006年则是40.2万人，2009年已经达到41.5万人，2010年人数为46.5万人，2011年仅全国计划招收人数就有49.5万人。入学人数激增，自费比例提高。目前高校的硕士生奖学金分配方案中，第一学年对推荐免试生实行倾斜政策。这令多由本校毕业生组成的推荐免试生获得数量最多。第二学年奖助学金等级，按照硕士生个人第一学年的学习成绩、导师和研究生管理部门对其考核情况确定。国内高校关于硕士生奖学金分配时，都有一条规定——“只有在导师考核为优秀等级的前提下，硕士研究生才能申请第二学年的一等奖助学金；在导师考核为良好及以上等级前提下，硕士研究生才能申请第二学年的二等奖助学金。”

　　“第一学年的成绩，其实就是老板给打的分。”在一所211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小张说。小张本学期获得了特等国家奖学金，一年两万元，另有学校固有的补助等7000多元，他并不为生活压力发愁。

　　奖学金并不是平均的。小张和同期其他硕士生总计8人，拿到特等奖学金的只有他一个人，一等奖学金是每学年一万元，实验室里有两位同学拿到。小张拿到特等奖学金，同学就有意见，并和垂直管理的博士生发生争论。“分数最后是老板打的，决定权也在他手里。即使有些不愉快，但实验还是能继续，毕竟毕业之后是工作还是继续读博，都需要和老板商量。渐渐都不吱声了，矛盾也就压下去了。”

　　3月4日晚上9时许记者采访完小张时，他又返回了实验室。虽说次日就要进行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可他说还要整理当天的实验参数，因为导师此前催促过。

　　拿到特等奖学金之后，小张说自己会努力争取直接读博士，因为上学期老板给了自己最高分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导师影响力会渗透到技术圈

　　博士毕业后，庄先生在西安高新区创业，但每年教师节和春节，他都会和研究生时的同学一起请导师一家人出去坐坐，因为日常公司业务，有时也会和导师所在领域发生交集。

　　“我们和导师从没有断过联系，专业内前沿技术也会沟通，我更关注的是商业价值转换趋势，而他偏重理论发展方向，当然他要是有个投标工程量大，也会找我们公司一起做的。”庄先生说，前几年，导师接到一个重点课题工程浩大，几期毕业的学生都叫回来很多。“说是分活儿不一定确切，但是一次技术研讨会。我感觉那次会上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比上学时任何一门课程都获益多。”

　　庄先生的同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徐先生说：“学校也鼓励这些导师在校外接活，只要是技术方向上的难题，做成之后肯定有几篇高质量论文发表，这对学校的学术软实力提升还是有直接帮助的，现在的高校都看重这些。教师赚钱了，学校也有很大收获，所以双向上并没有矛盾。”

　　徐先生坦言，高校对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促成了目前高校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实验量暴增。而随着各高校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增多，工作量也直线上升，为提高结题效率，在校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就难免不被裹挟其中。“硕士生要完成学业，也就必须完成导师的科研安排，因为论文就是从实验出来的，导师有现成的实验等着，只有做了。”

　　“硕士阶段大致限定我们各自的发展方向，以后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肯定是找老板和师兄弟们来研究解决，所以硕士生阶段的导师和本科时的辅导员以及各科授课老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庄先生说，现在可能不太强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大多数硕士生、博士生在毕业后都和导师有着很频繁的联系。“读研时和老板关系紧张，毕业之后的工作就只能靠自己了，而且以后也和这个圈子离得很远，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那就落单了。”庄先生的几位硕士生同学都是导师帮助推荐的，“我们老板是本地这个专业里的核心人物，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在这个行业，所以想要推荐学生并不麻烦。我们有的同学就是老板直接安排去研究所上班的，如果去大国企也不是很费事的。”

　　薪酬没谱研究生成廉价劳动力

　　既然在国内高校，研究生给导师打工已成为普遍现象，那么，薪资问题该如何解决？

　　其实，因国内对硕士生、博士生身份定位研究不多，所以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薪酬问题的探讨并不深入，这使得身在其中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接连沦为廉价劳动力。

　　连日来，本报记者曾联系到高校里的多位硕士生导师，但一听到关于研究生给导师打工的薪酬话题，多避而不谈。

　　其实，研究生给导师打工不只是国内高校的现象。“导师只带我们两个硕士生，平常也会做实验，也很累。我们做的都是学校里面的项目，且做之前就约定给我们全额奖学金。”小郑从庄先生毕业的大学结束本科学业之后，直接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

　　她介绍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导师也会和他们一起做实验，但承担项目之前，学校就给了全额奖学金并有日常的酬劳。“每个月2000美元，按照实验进程由学校支付。”对于自己是否了解导师有其他校外科研项目的私下承揽，她说，“没见过，要是有的话他会被学校辞退的，更不会找我们帮助做。”

　　“我们的学校更需要论文，只要有高质量能够被索引的论文，一切都好说。教师自己也需要用论文和科研成果晋级，否则没有上升通道。这样的导向，让硕士生们也被动参与进来。加上奖学金等牵扯，大家都成了一条线上的。”庄先生说除此之外，受经济利益驱动，让各式各样的实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原本应该进行更多纵向实验科研的硕士生们面前。“大家都有好处，就是怎样别做过了才好。”他的同学徐先生说，大家暂时似乎看不到有更好的办法，有的只是所谓的道德约束。

　　对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谢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现行中国高校评价机制下，科研成绩都以课题和项目为导向，导师时常力不从心，只好分配给学生。另一方面，导师没有课题就没有招生资格，导师本人也是学术生产机器上的工人，是高校功利主义的受害者。”

　　他认为：目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随意雇用学生、保障学生利益的措施之一，是借鉴德国、美国等高校做法，在导师的项目研究经费中，明确一部分作为研究生培养费用和人工费用支出，专门支付给助理研究人员。

　　导师考核或应回归创新能力培养

　　然而，相比薪酬问题，在导师忙于接活儿做项目，和学生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学生又忙于给被称之为“老板”的导师打工的研究生就学状况下，中国的科研创新之路究竟能走多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表示担忧：“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也曾说：研究生是需要跟随导师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但在实际的指导和培养中，是注重学生的成长，还是注重导师科研项目的完成？学校对导师的考核，往往要强调课题数量、项目完成情况、论文发表情况等任务；导师要完成这些任务，是简单地转嫁给学生，还是首先着眼于学生的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存在偏差。

　　在多日的采访中，记者曾经联系杨恒明的同学。据其中一位同学讲，杨恒明已经反思此前的判断和言论，并希望事情尽早过去，顺利完成此段硕士学位的攻读，放弃了“退学”的想法。

　　并未接到杨恒明退学申请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教务办公室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并称事情已经过去了。而经历了一个多月退学声明风波的杨恒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不愿多说，只称自己对现专业有了重新定位。

　　他还在网上留言称：“希望能够往国学(文史哲)、经济学或数学物理方面发展，希望得到这方面前贤的提携荐举。”对于最终是否做出舍弃、调整研究方向，杨恒明持“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观点。

　　这场退学声明风波最终以当事人的放弃退学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