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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微博)的出路。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