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一书，是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演说，他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浓缩在这两次演讲中那些精炼的句子中。他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而同时却拒绝给出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这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再读韦伯的两篇文章，依然会引发很多思考。

    1．关于“世界除魅”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揭示了理智化的过程为“世界除魅”的现实，他说道：“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这种除魅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催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因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

    科学使人们不再相信神秘力量的作用。然而这个理智化的社会又带来了人们对于信仰、生活意义等这些终极价值的迷失。科学是否意味着真理，意味着生活幸福，这些，都成为问题。

    相比较与韦伯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科技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我们充分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该对科学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至少对于理性的虚妄，保持必要的警惕。

    2．关于“价值无涉”

    韦伯“价值无涉”的主张，是前文所述“世界除魅”必然的逻辑结果。“作为学术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是‘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让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韦伯提出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进而联系到关于教育和教师的思考，尤其值得我们这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深思，同时对韦伯的时代局限性和演讲的背景要有清醒的判断，否则会陷入盲从。韦伯明确地提出：“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韦伯的以上观点，当然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科学研究到底是否“价值无涉”，学界也有争论。但在教育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或许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在现在看，明显失之偏颇。讲台当然不应是煽动家应呆的地方，但课堂里绝非没有政治的位置，教师也绝不是不能有自己对于政治等诸问题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对于民主、自由、权利此类的普世价值，教师不仅应该向学生表达鲜明的态度，更应该引导学生也认同这样的价值。

   3．做当下该做的事情

    在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了结，这是我们的命运所在。然而，韦伯却并没有因此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他依然热情地号召人们，做当下该做之事。在《以学术为业》的最后，韦伯讲到：“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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