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大二学生王世纪今年是在新校区过的暑假，因为位于武汉郊区黄家湖的大学城辽阔而美丽，他“不想回家了”。

早在2008年，武汉市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武汉大学生人数已突破100万，超过北京、上海，跃居全国第一。大学城建筑群也连绵不断，用辽阔来形容都感觉格局太小。“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新校区的话，仿佛就是发展滞后的象征。每个校区的建设情况，多少关乎学校的名声，将来会影响院校的历史格局。”大学教师徐耕坦言。

两年后，教育部根据新形势做出新决策：“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得益于美国著名教育家马丁·特罗博士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精英—大众化—普及”三段式理论，上世纪末，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可谓人心所向，让许多面临高考的学生舒了一口气。

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校地盘扩张运动，正是与扩招关联。仿佛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其中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一万多亩，上海淞江大学城占地约8000亩；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面积47平方公里；广州大学城43.3平方公里……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人数动辄数万。“大学城把一部分学生孤立了，没有老师，没有师哥师姐，不能接触到丰富的社会。”尽管厦门大学漳州校区洋溢着现代气息，大学生钱小敏却觉得“不带劲儿”。一个外教也对她说，再也不想去“漳州监狱”。

这绝不是孤例。中国几乎所有大学城都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新学生的屯兵场。两年后，钱小敏搬到了学校本部，厦门大学老校区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文化氛围和气场，她这才醒悟：“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是高校扩招的反对者之一。“大学精而不大，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教师队伍没有扩大，学生爆炸性增长，这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被稀释了。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在于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能够很好地交流，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然而，“你们看到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么旺盛吗？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江汉大学教师陈耿说，“只要这样一句话，就会让反对扩招者失去‘群众基础’。”

2004年7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过一次“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研讨会，当时就有这样的的结论：大学城解决了中国高校的燃眉之急，但发展大学城并不是都是由各大学主导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动、房地产开发商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的结果。通俗的说法是：大学城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银行的放贷要求和高校的发展要求混合推动的。

在武汉大学城周边，诸如“文脉深处，卧湖藏龙”、“十年一跃，岸泊八境”等等以毗邻学区为卖点的商业楼盘一幢幢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很多大学本身却负债累累，甚至引发诸多经济问题。

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难以应付每年多达1.5亿至1.7亿元的贷款利息，准备采取所谓的“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被国土资源部叫停。8亿多元债务缠身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今年被曝政府许可卖地还债，引发了广泛争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5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彼时是高校贷款高峰时期，许多大学存在假想资金循环过程：多贷款-多增校区-多招生-多收费-多还贷，使得高校把入驻大学城后的问题简单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政府允许高校花未来钱，而且实行政府贴息政策，成为高校贷款的强有力后盾。”

如今，有人这样调侃：“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而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这样诠释“大学”：治学者方可为“大学”，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则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提出的“泡菜”理论则在当下广为流传：泡出来的白菜、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