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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逃离工科现象愈发严重学生：与职场有距离

来源：发布时间：2014-06-16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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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教育何以对接职场需求

　　当工程师缺乏、合格的工科生奇缺、优质工科生身价暴涨等新闻满天飞时，年轻学生逃离工科的现象却愈发严重……

　　前不久，日本科教界一行十几人来华参加国际教育巡回展期间，举办了一场题为“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国际创新”的中日大学论坛，希望藉此“向中国取经”。论坛上，日方人士纷纷“吐槽”本国工科教育“研究脱离社会”、“学生没有出口”。

　　日本文部科学省前大臣、中国国际友好奖获得者有马朗人提出过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国在大学毛入学率步步攀高时，将遭遇“拔尖人才难觅”的难题。面对这个难题，日本显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早在2009年，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谈到工科大学生与工业之间存在的鸿沟时，也指出，我们的工科教育培养了太多“从学校到学校”的人。

　　几年之后，工科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在麦可思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中得以证实：2012届本科毕业生动手能力和应用分析能力均不足，其中“系统分析”、“操作监控”、“设备维修”三项基本工作能力的满意度仅达到70%。

　　据此推断，如果中国的工科教育还停留在制作“玩具”的自娱自乐阶段，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多地被注重产品与市场对接的企业拒之门外。

　　据麦可思研究团队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0年，大学工学门类专业招生占本科总招生数的比例，已从1998年的41%降至33%，其中与制造业相关的工学类专业只占20%；同期从业的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4%降至30%。这表明，众多考生对工学类专业避而远之。

　　与未来职场的距离

　　“我画过很多图，做过课程里的很多能动的、能跑的项目，但是我总觉得这些离制造一个能帮人省劲儿的、给人方便的、帮人生活得更好的，让人愿意花钱买的东西还很远。”张萌毕业于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车辆工程系，目前在一家国际著名汽车集团担任技术支持，即各4S店技术员背后的技术员。出身名校且成绩优异的他，在职场获得了用其所长的一席之地，却在面对“大学四年教育是否对你成为合格的工程人才有益”的提问时，作出了上述否定的回答。

　　张萌大学阶段对未来职场的了解，主要来自学校组织的大规模实践和自主选择的社会实践。他曾参观过厦门金龙和郑州宇通两家车厂，也曾根据学校的安排前往北京现代汽车厂实习。为了不影响学业，实习时间一般只有大三的一个暑假。学生也可以选择形式更自由的社会实践，凭自己联系，先和老师一起定题目，然后进入企业调研，最后完成一份报告。

　　张萌回忆：“我们本科阶段最难的一门课叫控制工程基础，主要是讲控制，最后需要设计出一个电路去控制一个运输的小系统。老师在设计这个课时，会尽量想怎么把知识都用到实践中。但学生们实践起来，有的可能觉得有收获，有的就觉得太无聊。”

　　基本上，这些实践都是独立进行的，不需要与他人配合，也无需付出特别多的艰辛。学校里真正需要合作的项目主要是一些大赛，比如机械设计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每个队由三四人组成，大家分工协作，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张萌参加的那次，是做一个爬墙机器人。前后三四个月，经历了太多不顺利，比赛结果也不令人满意。他说：“那更像一个学生的作业，而非一个真正的产品。”

　　很多课程都在努力增加课堂的实践环节，但用张萌的话说，“最后的成绩基本上还是看考试、考勤，所谓的加入实践部分，有时难免给人感觉只为了增强课堂娱乐性的噱头而已。”

　　麦可思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2届工学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7%，与全国本科毕业生基本持平；工学本科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度为44%，低于全国本科毕业生3个百分点；“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是工科生毕业半年后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四成多的毕业生认为，本科专业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当属实习和实践环节。

　　张萌的两位高中同学，同样握有国内名牌大学工学学位，一个毕业后选择了去英国读研，转入金融专业；另一个目前在政府机关从事与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他们的出路多多少少代表了部分工科生毕业后的选择。

　　工学教育“升级”何日梦圆

　　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的中国将面临2200万工程技术人才缺口。这其中很大部分是懂得计算机、网络的高端人才，就软件产业来说，到2015年从业人员将翻一番，报告认为人才缺口届时可达300万。

　　高端人才培养的速度已远远落后于整个制造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的步伐。而当工程师缺乏、合格的工科生奇缺、优质工科生身价暴涨等新闻满天飞时，年轻学生逃离工科的现象却愈发严重。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给出一组数据：2010年工学门类本科招生人数117万，相当于1998年的4.4倍，但整个本科阶段的招生人数却同比增加近6倍。不同于法律热、金融热，中国市场上的“工程师热”似乎遭遇了“反市场”的尴尬：市场喊缺乏、身价也看涨，却仍鲜有学生来报考。

　　不可回避的是，传统观念中，不少人认为，“工程师”听上去是个苦活、累活，乃至“屌丝”活儿，此外，艺术家、科学家都是“家”，而工程师只是个“师”。

　　“这是一个断层的问题，工程教育应从小抓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认为，国家需要给工程师正名，“没有工程师的创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文明！”

　　胡瑞文说：“我们的工科教育现在严重不适应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学生凭什么来？”

　　在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王孙禺看来，现在的大学承担了过多“补中学课”的责任，本应中学解决的素质教育问题直到大学还在占用大量的课时，“教育问题是总体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完成的。”

　　麦可思公司首席专家王伯庆()则将眼光放到了校园。“中国制造的决战在校园”，他认为，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制造业合格人才，校园里的作为是关键。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亦认为，一个现代的产业制度如果没有现代的教育体系配套，“中国制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创造”。

　　产业界的参与度太低也是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的一大薄弱环节。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列举了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科研活动的选题研究方向与产业的实际需求有脱节、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联系松散、现行大学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利于大学科研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等。

　　日本已是全球制造业的翘楚，但依旧为了重振雄风四处寻觅顶级产业人才。十年树人，事关人才培养需要早作打算，还在谋求发展的中国，更当未雨绸缪。一些专家呼吁，别再抱着陈旧的课程体系让年轻学生徘徊在“吃香”的行业门外，也别再用“去绑钢筋，去施工”等已经陈旧的词汇吓跑学生，吓跑未来的大飞机、航母制造者……

　　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说明中国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还彰显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也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新征途的前行，亟待工科教育切实“升级”。

　　不可或缺的人文素养

　　2013年6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全票通过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下称华协)的第21个成员国。华协是世界工程教育认证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工程师互认协议。

　　王伯庆认为，这个认证，对学生而言，一旦取得经认证合格的专业的毕业文凭，相当于拿到进入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对学校而言，这将为“提高教学质量”设立明确的质量标准，有助于全面改进工科教育专业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目标、推进国际互认的工程人才培养；对高等教育而言，华协的工程认证范式，以其科学性、实践性和进步性及面向职场的专业培养，将为其他学科教育树立对接社会需求的榜样。

　　工程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头戏，也是“中国制造”决胜的关键。工科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2届工学门类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2.7%，仅次于管理学门类的92.9%。

　　目前，国内通用的《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之“毕业要求”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分别是“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师职业道德”、“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和合作能力”。

　　该标准也明确指出，“课程体系”必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15%，使学生在从事工程设计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素”。这些通用标准也体现在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中。

　　具有超越技术之上的人文情怀—这些素养和技能很难单纯通过工科专业的培养获取。据调查，中国工科生在谈判能力、说服他人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方面，还无法满足职场的需求。

　　大学只有重视人文教育、提供精品公共课、鼓励兴趣发展，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工科生提升这些与专业本身似乎并无直接关系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工程人才。

　　实习是人才培养至关重要的一环。据在加拿大某大学工程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学生带薪实习薪资数据，学生实习每周能收入650加元(约合人民币3700多元)，远高于当地的最低薪酬标准。在加拿大，政府有一项名为带薪实习教育税抵扣项目，接受带薪实习学生的企业每个工作学期可享受25%至30%的抵扣比例，这对企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学生和企业均从中得到实惠。大学带薪实习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校方对项目的严格管理以及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实习服务。

　　如何为学生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实习机会，为学生未来就业铺平道路，值得中国的大学思考。　(文/周大平麦精)

（《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