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一个脸盆大小的不锈钢盆，抄起一个油迹斑斑的勺，在孩子们面前的小碗里盛上一勺烂乎乎的白菜煮粉丝。

　　推开另一扇门，一屋子黑压压的脑袋，孩子们密密麻麻地睡在混合着汗味、油渍和尘土的地铺上，隐约还能看见尿床后没有清洗留下的痕迹。

　　再推开一扇门，同样拥挤得没有落脚的地方，孩子们围在一起盯着一台破旧的电视机，兴致勃勃地看着《喜羊羊与灰太狼》。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副所长郎奕杰描述这些画面时，记者很难相信，这4间加起来只有200多平方米的民用住宅，竟是一个容纳了170个孩子的无任何办学资质的私人幼儿园。

　　“六无”幼儿园险情丛生

　　今年3月初，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江东派出所社区民警走访辖区住户时，发现某小区同一单元4间家庭住宅里很多幼儿聚集。当民警将这家名为“佳禾幼儿园”的背景调查清楚后，他们惊呆了。

　　38岁的经营者王某，无正当职业，于2011年9月租下这些民用住宅，开办“佳禾幼儿园”。幼儿园“招收”了2岁至6岁不等的幼儿170名，同时还聘请了7名“老师”和5名“保育员”。幼儿园一无有关部门批文许可，二无有效消防设施，三无餐饮人员健康证，四无老师上岗资格证，五无技防设施和保安，六无儿童疏散活动场地。

　　“4间房子门套门，孩子挤得满满当当，平均一平方米上有4个孩子。空气不流通，一旦遇上传染性疾病，孩子必定是大面积病倒。幼儿园曾经有过一次流感，20多个孩子没来上课。”民警房世旭说。

　　据房世旭介绍，在消防设施方面，这家幼儿园连起码的前后门要求都达不到，更别说用木条封死的窗户以及随意放置、孩子触手可及的罐装液化煤气。“此外，公用楼梯难以保障孩子日常进出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疏散，就算门开着，孩子都跑不出去”。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幼儿园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悬挂在民警心头。

　　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幼儿园，为什么会有堪比三四家正规幼儿园的生源？家长难道放心把孩子放在这样的幼儿园里吗？

　　和记者存在同样疑虑的房世旭经过深入了解，得到一个无奈的答案：这些孩子大多来自附近打工的流动人员家庭，经济能力固然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附近的正规幼儿园根本容纳不下如此庞大的生源，而且打工人员流动性大，私人幼儿园的临时性、接送孩子时间的弹性更符合他们生活规律的需要。

　　取缔过程遭遇多方阻碍

　　记者了解到，对这样的幼儿园，不止一家部门有取缔权。然而，有关部门两次联合执法都没能让幼儿园关门，反而使经营者办学规模越来越大，直到今年3月5日，民警看到的已经是170个孩子。

　　“我们与一些部门联系过，他们都强调没有强制能力，只能通报，最后还是要依靠公安机关取缔。”江东派出所所长陈辉说。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师出无名。”江东派出所副所长郎奕杰解释，“一开始我们找不到公安机关直接管辖的切入点。因为按照现有法律规定，非法盈利达5万元即涉嫌非法经营罪，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不得不从调查幼儿园的经营情况开始着手”。

　　但是深谙法律空白的经营者王某，早在幼儿园开办之初就定下了绝不留下账本的规矩，通过老师代收，分日结、周结、月结的方式化整为零，加上幼儿园生源流动性大的特点，让调查民警根本无法了解到幼儿园真实的经营状况。

　　调查工作一时陷入困境，民警改变策略，迂回调查：一方面不断约见王某到派出所谈话，另一方面不断派便衣民警到幼儿园突击检查。两周后的某次突击检查，民警正好撞见一名老师在收费，当场截下老师的收据单，再根据幼儿园现有人数，大致估算出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每人每月350元或者每天35元。经初步推算，王某开办幼儿园一年多来非法盈利数额已达获罪定额。

　　“但事实上，王某和我们都很清楚，他的行为是很难真正定罪的，原因主要在于取证难和制度缺陷。”郎奕杰说，“取缔无法依靠强制力量，还是要靠做经营者、家长和老师的思想工作”。

　　然而狡猾的王某仍然在给民警出难题，他唆使老师在孩子们面前故意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诸如“老师马上没有工作了，小朋友你们舍得吗？回去跟妈妈说，幼儿园要关门了”，利用善良的孩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家长给民警“施压”。

　　据郎奕杰介绍，为了揭穿王某的诡计，派出所反复斟酌写了两封信，分别是针对老师和家长的。在致家长的信中，言辞恳切，不仅分析了幼儿园存在的诸多安全隐患，也列举了近年来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的无证幼儿园食物中毒、火灾等血淋淋的案例。

　　“在致老师的信中，我们则侧重宣讲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老师的法律责任和禁令。这两封信对于后期幼儿园的取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郎奕杰说。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派出所先后面谈经营者王某12次，到幼儿园上门工作34次，发放致家长的书信192份，致老师的书信15份。5月6日，幼儿园终于结束了其一年零三个月的非法经营，正式关门。

　　解决情感与法理冲突

　　郎奕杰告诉记者，在近两个月的取缔过程中，民警特别注意照顾孩子的感受。

　　“每次去幼儿园做工作，我们都尽量带一两个女民警过去，利用女警亲和力强的优势打消孩子们的恐惧感和抵触感。”郎奕杰说，为了不让孩子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细心的女民警还特意印制了安全防范的传单，总是以此为由解释民警频繁到来的原因。

　　与孩子们打交道时，民警们不约而同地遵守“三个不”：绝不向孩子透露取缔幼儿园的信息，绝不在孩子面前约见老师，绝不当着孩子的面派发书信给家长和老师。

　　取缔过程中，民警也遇到一些情感与法理相冲突的情况。王某房东老刘的老伴瘫痪在床，自己也有听力障碍，每个月就靠政府发放的最低保障收入和这点租金勉强度日。老刘和王某的合约尚未到期，要取缔幼儿园必须要他终止合同，退还部分租金，可看着他家徒四壁的情况，民警也很为难。

　　江东派出所所长陈辉多方协调，最后由江东街道办出面帮老刘解决了实际困难。

　　关闭了幼儿园，孩子去哪里上学？这是取缔过程中最敏感、棘手的问题。“家长的情绪是我们取缔过程中最重要的考虑，执法方式绝不能简单粗暴，我们与街道办共同出面，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给家长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最关键的生源问题上，陈辉多次和教育局和辖区正规幼儿园协商，最终几家幼儿园答应分流部分生源。

　　“取缔无证幼儿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把看得到的矛盾遏制在萌芽阶段，但是要从根本上取缔无证幼儿园，仅凭公安一家之力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不能解决幼儿教育的资源分配问题，无证幼儿园还会不断涌现。”陈辉说。(记者丁国锋马超 通讯员赵柏恋茹)

　　（法制日报 丁国锋马超 赵柏恋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