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招生处长蔡荣生出事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新闻：校董会决定在通州区建设面积为2000亩的新校区。它被舆论所忽视有一点必然性：这样的事如发生在10年前好像更合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这是一个自杀政策，人大的好日子到头了。

人大全日制在校生两万多人，占地面积900余亩，在京城“四大名校”中校园面积最小。建新校区的理由我们十分熟悉：办学空间紧张成为制约学校未来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瓶颈。网上校友的留言是“哑然失笑”。900亩的校园在北京不算太大，但与国外境外相比，也不算小了。不必说弹丸之大的香港大学也有2.3万在校生，是亚洲排名第二、三的大学；美国不仅有田园风光、巨大校园的名校，也有位于纽约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环境逼仄的名校，以及巴拉德女子学院这样袖珍的名校，校园面积从来不是“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关键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度过了供不应求、迅速扩张的高峰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学龄人口减少的背景下，高校开始面临生源短缺的危机。既然最紧张的时候都已度过，现在再建新校区岂不匪夷所思？据说，老校区不敷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学院、学科的扩张，尤其是要建工学院、医学院。这令人又是一声叹息！人大怎么那么没有自信，保持现有的学科特色和优势，难道很丢脸、很落伍吗？非要邯郸学步，追赶大而全、“综合性”的末班车吗？尽管教育部()已经提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要求；但是，人大的行为告诉我们，上个时代遗留的外延式扩张的惯性是多么巨大；而且，并不是人大一所高校在赶末班车。

今天，已经可以反思和评价上个世纪末高校快速扩张时期所形成的多校区办学的模式。它拉动地方经济和房地产的效用一目了然，但对于高等教育质量却是严重的伤害。老师疲于奔命，为上两节课要花大半天的时间，仅通勤费一项，学校就要增加巨额的办学成本；关键是在老师下课就走、没有师兄学姐的偏远的新校区，基本是只有房子、操场，没有学术氛围、校园文化的。为此，上海交大、华东师大痛下决心，将校本部和所有学院、学生“一锅端”迁入新校区。可以设想，随着树木的逐渐长大、青年教师在附近买房和逐渐生根，几十年后，新校区也会成为有人气、有文化的校园；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老校区在百年历史中积淀形成的品味和文化媲美。这便造成了另一种不合理：理应作为瑰宝的老校园明珠暗投，不为学生所用，成为MBA、继续教育、校办产业的场所。想一想丽娃河畔当年大夏大学的优美校园，想一想位于徐家汇南洋公学的校园和包氏家族花巨资捐建的包兆龙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停办，校园被占用，复课后经师生共同奋斗而恢复重建，形成今天人文粲然的中关村校区，如因建设新校区而被闲置，将是多么荒诞而巨大的浪费！

我们似乎至今还是不能回答大学多大算大的问题。在高教扩张时期，规划和建设的理念是越大越好，高校的态度则是不要白不要，结果被套牢，陷入沉重的办学成本和财政危机之中，无暇真正关注学生、改善教师和教学。北京有所高校在良乡大学城批了3000亩地，已建成1000亩可满足使用，但另外2000亩如不投入建设即将收回，学校骑虎难下。民办教育的设置标准也是过高过大。一所1~2万学生的民办高校，1000亩土地已经够用，但按人均56平方米的用地要求，必须要达到1500亩校园面积才能通过验收。广州的民办学校，要求幼儿园户外1000平方米，建筑1500平方米；小学户外8000平方米，建筑6000平方米；初中户外10000平方米，建筑8000平方米。办学规模幼儿园要求200人以上，小学800人以上，初中900人以上。在寸土寸金的城区和学龄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不少民办学校难以达标而停止办学。按这一标准，不少公办学校也不能达标但照样可以办学（实行双重标准），家长照样趋之若鹜。可见其实大家都明白对于一所好学校，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因而，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高校必须有取舍、有节操，对学校和师生负责，改变继续铺摊子、扩规模的末路。政府主管部门反对奢靡之风，不仅要控制吃喝，还需要清理改变建设规划中的贪大和浪费之风，建立实事求是、节约资源的建设标准。作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具体措施，建议发改委可以考虑停发高校扩张的“末班车”，到此为止。降低办学门槛，同时也是落实《决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教育”的需要，即让社会力量能够进的来。应当认识，在满足了有学上的需求和渡过人口高峰之后，今后要满足的主要是高质量、多样化和选择性的教育需求，教育将超越打造“教育航母”、巨型学校的阶段，学校规模的缩小是一个趋势，通过多元化的办学体制，从而形成不同定位和特色、关注学生的“小而优”的学校。“小的是美好的”这一理念将取代大规模、大一统和大而无当，成为教育新阶段的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