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人首次执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郝平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校长，2009年起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

　　在5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郝平当选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教科文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代表首次获选这一职位。

　　原标题：中国人首次执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各国一致推荐郝平

　　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1946年成立，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增进民众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大会是教科文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商讨教科文组织相关政策、规划和预算。教科文组织设有大会主席、执行局主席和总干事三大核心领导。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负责组织制定教育、科技和文化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监督教科文组织执行大会决议的情况，代表教科文组织出席重大活动等。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今年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改选，轮到亚太地区推荐候选人。在教科文组织第192届执行局会议召开前，亚太各国经充分考虑，向执行局一致推荐中国候选人郝平。作为教科文组织决策和监督机构，执行局经认真讨论，接受亚太各国意见，批准郝平成为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唯一候选人。经教科文组织195个会员在大会上确认，从当地时间11月5日下午开始，郝平担任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在本届大会上，新当选的第37届大会主席还将主持选举下届总干事人选，通过教科文组织今后两年财政预算以及规划该组织未来8年的改革和发展战略。

　　合作将开辟新篇章

　　2013年是教科文组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第42个年头。杜越说，回望42年，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在教科文组织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郝平当选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将开辟新篇章。杜越认为，中国人担任大会主席职务意味着中国能在相关国际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为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提供新空间和新道路。“郝平当选大会主席后，一定能为提升、深化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做出新贡献。”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郝平表示，中国代表获选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是“该组织的广大会员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责任的充分肯定”。

　　中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自1972年恢复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以来，一直当选为执行局委员。2005年10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的章新胜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2010年4月，中国候选人唐虔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增强代表性和话语权、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学习他国有益经验、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郝平当选后在发言中强调，教科文组织应在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大同世界的梦想，希望在担任主席期间与教科文组织各位同事共同为消除贫困，促进文明间对话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本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期15天。来自全球195个会员的多位国家元首、150名部长和3000名代表与会，共同规划该组织未来8年的发展战略。

　　新闻分析

　　国际组织中国高官

　　日益增多的背后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高官的角逐场，出任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战区司令、世贸组织副总干事等要职。这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新力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对于这一现象，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归因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对中国的需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发展道路得到很多国家认同，世界需要中国参与的呼声也日益提高。”

　　据一位曾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员的中国外交官介绍，一般来讲，一个国际组织对于其国际职员的来源都有具体的原则，比如公平地域原则、能力原则、会费比额原则。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显著上升，中国向各国际组织缴纳的会费也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为更多中国籍人员到国际组织任职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国家得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组织。

　　长期从事国际组织问题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很多国家对于源起于西方的传统国际组织中的世袭制权力传承意见颇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倒逼这些国际组织作出变革，扩大代表性，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而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国际组织的能力和积极性，为新兴国家进入国际组织提供机会。“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情况还会越来越多。”苏长和说。

　　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仍不匹配

　　然而，抛开与自身纵向对比取得的进展，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人数及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籍职员在国际组织中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职位偏低的现象。

　　从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有关数据，可以管窥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职的大致情况。

　　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共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当幅度，被列为任职人数偏低国家。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共11人，低于美国(48人)、英国(19人)、法国(18人)、德国(17人)、日本(14人)等发达国家，虽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韩国(7人)，但考虑到中国数倍于这几国的会费分摊比额，这样的人数确实不占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招生办)教授王逸舟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还是相对少，这直接导致我们的话语权不够，而这与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不符。

　　在前文提到的联合国前高级职员看来，由于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国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欧美国家人士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人员在适应国际组织文化方面相对容易，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

　　有效提高话语权是个渐进过程

　　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派遣、鼓励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就职是一条良策。

　　吴建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建议，中国要加大向国际组织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的地位在上升。“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组织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至关重要。”

　　他举例说，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人知道，负责会议流程的各委员会秘书作用非同寻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如能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议不仅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也能照顾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王逸舟说，韩国等国家对国际组织高度重视，政府出资支持年轻人前往国际组织实习等做法值得中国借鉴。此外，中国高校应开设更系统、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公务员()课程，并且聘请更多有国际组织任职经验的人授课。

　　除了向已有的传统国际组织输送更多人才外，专家还指出，中国还应拓展渠道，倡导设立新的国际组织。

　　苏长和说，中国已成功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十年也参与创立了一些可转变成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机制等。未来，中国应继续倡导建立更多的多边合作平台。

　　“让更多中国面孔出现在国际舞台，有效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吴建民说。(记者 白洁 熊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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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人素描

　　郝平的就职，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从“难得一见”到“身影频现”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这时起到本世纪初，三十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的消息不断传来。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更是屡传佳讯。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今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19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说，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任高官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变化。这四十余年，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

　　在吴建民看来，越来越多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领导层，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出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国际经验丰富 熟悉游戏规则

　　浏览这些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高官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受过良好的教育，深耕一个领域多年，擅长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一些人海外求学的背景使他们通晓西方文化。2003年当选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毅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专业领域建树精深让他们脱颖而出。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处理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等危机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冷静果敢，令全球卫生界印象深刻。今年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的鞍钢总经理张晓刚是冶金行业专家，熟练掌握钢铁冶金技术开发及行业最新技术，还有执掌大型企业的经历。

　　“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谙熟游戏规则。”吴建民说。他以今年当选的李勇和易小准为例分析：“李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联大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时也常年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易小准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曾协助龙永图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两人都是人头熟、规则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个群体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又深谙国际游戏规则，使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任职也如鱼得水。

　　以中国智慧服务世界

　　担任国际组织掌舵者的中国人，能为国际组织贡献什么？

　　分析人士认为，以全球视野处理问题，勤勤恳恳为全世界服务，这是衡量一个国际组织掌舵者是否成功的标志。

　　郝平当选后表示，大会主席是教科文组织最有权力的位置之一。在这个位子上，公平公正处理各方面关系很重要。

　　2007年，陈冯富珍履新时，被问到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冯富珍回答：“是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193个会员。”

　　吴建民认为，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既要懂得国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如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也照顾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同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会通过执掌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建民说，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高官，会将中华文化的因素带进国际组织。比如，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讲求平衡等原则，这对国际组织是一种丰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时，就展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事实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不少见解，都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得到广泛认可。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评价林毅夫时说，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也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佐利克这段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另一贡献：作为从新兴经济体走出的代表，他们分享的中国经验给世界一种全新思路。（记者 熊争艳 白洁）

　　（北京日报 陈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