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飞穿着白衬衫，提着公文包快步走向自己所在的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途中，他数次停下跟同事们打招呼。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每天忙个不停，只要在上班时间，他桌旁的电话和打印机就一直是热的。

　　他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随身携带，里面除了公务文件，还有自己都数不清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刘洋飞随手查了一下，电脑里显示这些电子照片总共占据了几百GB的硬盘空间。

　　这些照片拍摄的都是北京的胡同，其中部分是胡同废墟的景象。“这些都是我们8年间拍摄的。”刘洋飞说这些照片随身带着一份，家里备份一份，朋友那也放了一份备份，照顾得比日记本还小心翼翼，“这些东西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在这些“最重要的东西”里，“大吉片”的照片又是他最为珍惜的，因为它是京城拍记队所有活动的开始。那时，刘洋飞25岁，而现在他36岁了，“大吉片”也早已经消失了。

　　刘洋飞回忆，拍记队活动最开始是几个网友一起“撺掇”起来的。先是一个网友在“老北京网”提议，说去拍拍胡同，当时也是版主的刘洋飞挺感兴趣，又觉得大家也会喜欢，于是跟网站创办人张巍商量后决定发帖办活动。

　　那个时候，刘洋飞一下班就上“老北京网”，询问网友们合适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再跟其他几个资深懂行的网友讨论，最终敲定了时间地点：2005年6月，“大吉片”。

　　“大吉片”是很多老北京人都不陌生的称呼，它其实是以“大吉巷胡同”为核心的一个区域。定在大吉片，是因为那里当时正在搬迁。大家要赶在搬迁前，为北京留下个影子。在“大吉片”，胡同特多，简直就是老北京物件的一个库房。

　　“那会儿大家倍儿团结。”刘洋飞说，2005年到2008年期间，拍记队非常狂热。那时，老街道被一个又一个纳入新城规划，某个胡同消失似乎只是分分钟的事儿，“上周刚拍了一半的胡同，懒了一下，想再去，结果第二次就只能拍废墟。”

　　最频繁的时候，拍记队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大家紧赶慢赶，要赶在腾退前记录下老北京的建筑和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老北京的生态环境，没了老胡同，没了住在胡同的老人儿，老北京文化也就消失了，“我们那会儿带着使命感在拍。”刘洋飞说。

　　这种使命感具有传染性。拍记队从最初的几个人慢慢变成几十人，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有在北京上学的外地大学生，还有在北京工作的“北漂”。

　　一次，他们一大群人聚在了胡同里的一户人家门口看建筑细节，屋主把门打开探出个头，看了看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卡片机，愣了一下后大喊：“你们干吗呀你们！说！”他们解释后，屋主乐了，把门一敞，“拍记队？我听别人说过你们，进！”

　　他们觉得这样也好，让北京人都看看，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平时大家在北京生活，不在意，必须得有这么个“碍眼”的队伍出现，提醒大家身边的老北京，好好记在心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再也回不去了。

　　春夏秋冬 踏进同一条胡同

　　“我现在都觉得很奇妙，喧嚣的现代城市和悠然自得的百姓生活，是怎么能仅一墙之隔的。”刘洋飞一直记得拍记队每一次活动时的体验。

　　校场口小五条胡同就是拍记队成员眼中的一个典型的“普通胡同”。这条胡同位于闹市区的宣武门大街和两广路的交角，胡同也不宽，也没什么深宅大院，就是小老百姓们过日子的那种平常胡同。

　　刘洋飞回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拍记队都路过这里，每一次踏进胡同口，周围就立刻安静了，也听不到闹市区的喧嚣声，周围的生活节奏也都慢了下来。他至今保存着成员们拍摄的这个胡同口，无论什么季节，胡同口的门楼像个坐标一样立在那儿，“跟水墨画一样，特别美，特别宁静。”

　　在他看来，这些“老北京”是不可逆的。他见过很多复建还原后的古街景点，“那根本不是‘北京’”。

　　“这怎么能还原出来呢？”刘洋飞指着老照片说，过去的大街，因为各家的宅子都是自己建的，“每个门脸儿都不一样，千变万化中又有规律。”

　　认为这些行为很有意义的并非他们自己。2007年，“拍记队”被央视选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当时，央视对他们的评价是：这个保护民间文化古迹的群体所做的努力显得异常珍贵，也体现了现代公民依法保护文物、传承历史的公益心和法律心。

　　胡同 让位于养家糊口

　　随着央视的表彰，成员们拍得也更加起劲了。刘洋飞为拍记队操劳的事情越来越多，陪女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

　　直到结婚时，妻子还是对北京文化不感兴趣。刘洋飞自己也到了立业的阶段，工作从基层调到了机关，再也没了搞北京文化的时间。

　　“这玩意儿太耗精力了，我不可能不顾事业，全干这个去了。”刘洋飞说，此刻的他以及其他一些当时的年轻人，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事业上升期，纯付出性质的拍记队这种民间文化保护活动，只能在养家糊口面前让一让。

　　同样的遭遇，拍记队的另一名成员张元哲也遇到过。

　　当年他开始跟着其他成员一样狂热地参加活动。活动每周都办，每次活动的前期，要做搜索文献的功课，活动之后，还会整理资料。此外的业余时间，自己则考虑着下次该去哪儿，看什么拍什么。家里人因此觉得张元哲天天鼓捣网上活动，都不顾家了。

　　如今，已经有了孩子的张元哲开始趋于理性。如果有活动他也会参加，但现在做得更多的事是整理搜集资料的工作。对他来说，带孩子以及工作成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张元哲也注意到，现在拍记队没活动了。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团队里多是80后，现在正是他们这代人的生育高峰期，大家眼下的生活重心肯定会更多聚焦在家庭、孩子和事业上。

　　政府应为文保民间团体提供鼓励政策

　　张巍，国内第一个老北京文化网站“老北京网”的创办人，也是“拍记队”的组织者。由于他近期打算卖掉“老北京网”，也直接使得拍记队停办。他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老北京网”只是个用来宣传北京文化的工具，拍记队也是一样，目的是宣传而不是就为了拍而拍。卖掉网站后，他会开始做一个项目，让老北京文化、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内容中去。这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精力，这就是他想卖掉“老北京网”的原因。

　　而对于公益性的民间文保团队来说，张巍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例如免税等，或是能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同时民间文化保护团队的优势在于民间参与者靠兴趣去做，有热情有执行力，双方配合来保护文化，是最好的模式，双方需要互相理解、沟通。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对北青报记者表示，文化保护事业，不应是官民之间的简单配合。如今，官方的保护对象一般仅限于已经确定的文物或法定保护单位，而民间完全可以不受这个名单的影响，但得自筹资金。

　　他说，其实在配合上，政府可以多为民间团体提供一些条件，如可以根据公共财政能提供的额度，来多实施一些鼓励性政策，如免税、官方媒体免费刊登公益广告等。在此范围之外，需要民间自行筹集其余资金。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官民责任与权益的界限就更好。(本报记者 孟妍)

　　（北京青年报 孟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