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庆节里说结婚照：甜蜜定格中的家国春秋 图

　　原标题：国庆节里说结婚照：甜蜜定格中的家国春秋 图

　　如今已白发苍苍的于静娴奶奶提起当年结婚这件事，还在嗔怪老头子事先不跟自己通个气。于奶奶说，当时都是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思想单纯，一切听组织的，“直到结婚那天领导宣布今晚吃小于和宋科长的喜糖，我才知道组织安排我俩结婚呢。”

　　91岁的宋俊洲爷爷、83岁的于静娴奶奶，家住南京下关新门军区干休所。记者的采访，将两位老人的思绪拉回战火纷飞的年代。1947年，年仅16岁的胶东姑娘于静娴，在家门口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野战部队药房工作，大她8岁的宋俊洲与她在同一个部队，但直到1949年解放上海战役中宋俊洲负伤住院，两人才认识。

　　“当时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几块弹片穿进左胸，我被战友抬下火线，后来住进野战医院，认识了老伴。”宋俊洲爷爷仍记得，刚认识于奶奶时感觉这姑娘长得瘦小，但为人真诚，爱学习，浑身充满朝气，像天使一样穿梭在伤员中间，让自己忘记了身上的伤痛。

　　“他是伤员我是医护人员，战争年代虽然同志友谊深厚，但我从未想过要嫁给他。当时我才20岁出头，想多学点知识。”于静娴奶奶说，他有位同学是妇女干事，反复地做思想工作，自己这才同意与他接触接触。

　　“说实在的，当时全国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谈恋爱两人也是分多见少，脑子里根本没有结婚的概念。”于静娴奶奶说，直到1953年1月份某天开支部大会，一位领导在会上突然宣布“宋俊洲与于静娴今晚结婚”，“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此前从没有人跟我透露半点消息，所以我一天都不高兴。晚上政治处领导派人来接我举行婚礼，我坚决不去，后来大家连推带拉把我带到现场。”

　　“说是婚礼，其实就是大伙买了些花生、糖果，然后领导和几个战友吃了顿饭而已。”宋俊洲爷爷说，晚上睡觉没有床也没有被子，就用两块门板拼在一起，再把两人平时盖的军被抱一起就算是结婚了，后来忙里偷闲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她一直生我的气，嫌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其实我也是当天才接到领导通知。”

　　宋俊洲爷爷当年能说会道，不久，于奶奶也就忘记了这些“不愉快”，一年后大儿子出生，然后是老二、老三。“呵呵，回想起这些仿佛就在眼前，可孩子们现在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老两口仿佛仍沉浸在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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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1963年10月结婚的，家住南京城南的杨国芬谈起与老伴濮家楠先生结婚时的情景，感触良多。她告诉记者，那时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每人每年只有1尺6寸布票定量，根本不够用，他们结婚连床新被子都没有，就拿父母新一点的被子凑合。

　　“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杨女士介绍说，男士的行头是尼龙布做的藏青色解放装，下配豆灰色华达呢裤子，新郎本来就帅，这身衣服穿起来更显精神。她这个新娘子，特意做了一件大红丝绒布的中式对襟衫，价值60元，比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在当时算是很“华丽”了，用时下的话说，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这件美丽的“嫁衣”，婚礼过后被杨女士珍藏起来“压箱底”。有意思的是，第二年濮先生的堂弟结婚，还专门借走了新郎装，穿起来一样很神气。

　　那时没多少钱，杨女士他们也没有能力置办新家具，更不用说像现在年轻人购买崭新的婚房了。“结婚后跟公公婆婆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我们住的是其中一间厢房，面积只有十来个平方米。”杨女士回忆说，婚房布置也很简单，就是用白纸把四壁重新糊一遍，家具就用公公婆婆的。当时各家情况都差不多，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攀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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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王冬娣23岁，在高邮插队已5年。由于交通不方便，她每年只回家几次。

　　那个年代，人们结婚都比较早，有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了。家里人都很替王冬娣着急，但她自己不着急。她知道家里人希望自己嫁在泰州，离家近些，但好几个和她一起插队的知青都嫁在了当地，王冬娣也想留在那边。

　　母亲知道王冬娣的想法后，生怕她真留在高邮，赶紧张罗给她介绍对象。有一天王冬娣在田里干活，母亲让人带信叫她抽空回家一趟，到了家，母亲告诉她：“给你找了个对象，是医生，各方面都挺好的，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就去赴了约。”这次见面，王冬娣没说多少话，但观察得挺仔细。“对方的言行举止、相貌都还合我意。此后，我们联系多了起来，我回家的次数也明显多了。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相互都觉得挺合适的，于是我们准备年底订婚。”

　　“订婚前我们去拍订婚照，那天一大早，他就穿戴整齐到我家了。后来我们也没再拍结婚照，所以这张照片既是订婚照又是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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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张淑萍是一名会计，王建国是个体户，经人介绍相识后恋爱结婚，“那时候谈恋爱不像现在有的要好几年，觉得合适就结婚了，当然各方面条件也是要考虑的。先去领结婚证，拍了婚纱照，然后再办喜酒。”

　　“当时拍婚纱照的照相馆没几家，私营的就更少了。我们拍照的那家就是国营的，叫常州图片社。地方很小，只有一间屋子，婚纱也就那么几件，款式单一，不像现在有短裙长裙、抹胸裙摆什么的，摄影师也只有一个。就在室内拉个背景布，手里捧个假花，没外景什么的。”尽管当年拍照的条件不如现在这么好，但张淑萍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是很紧张激动，“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感到很幸福，毕竟一生就这一次。当时他看到我化完妆穿着婚纱出来，又惊又呆又高兴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看他穿着西装站在那里，也觉得他是我见过最帅的男人。”

　　“我们拍了十几张照片，加上化妆一共花了两个多小时。放了一张大照片挂在家里，还有4张小的，总共花了300多，算是便宜的了。当时赶时髦的人会去上海拍，一套得1000多。”

　　对当时的人来说，结婚就是拍个照，摆个酒宴，“我们办了20桌喜酒，一桌500块钱，不算便宜，找了几家酒店，才定了一家价格菜色服务都比较合适的，毕竟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总要处处称心才好。客人送的礼金是每人50块钱，结婚也没买房子，跟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热闹一点，也方便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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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纱照想拍得美，绝对不是难事，但我们这代人觉得“有个性”才是最高准则。我的同龄朋友们婚纱照拍得都很有意思，有的在野外搞怪举个灭火器，有的挥舞平底锅拍打“灰太狼”，有的还潜到了水底。

　　在网上搜罗良久，我们被自由摄影师菲林的样片吸引了。在他的镜头下，每个人都是千姿百态，有着自己的表情和眼神。拍照前跟摄影师讲我们的故事，挺平淡的。校园相识，毕业后异地，聚少离多，在纷繁芜杂的人事之外，总会回顾我们的交往，曾经走过的每一处景物，想念草木生长的芳香和一起度过的青春。

　　1月份的南京，户外穿上婚纱冻得连嘴都咧不开来，可等到3月中旬，距婚期又相当近了。摄影师出主意，把结婚照分成两个时段拍，先穿便装拍冬日写真，而穿婚纱的照片等到3月拍，快马加鞭赶婚期。

　　两次拍摄都是在中山植物园，不过一次是草木摇落，一次是新绿葱茏。大大的红旅行箱，曾经跟我们穿梭往来北京和南京的火车上，也成了拍摄的道具，我还自选了好多带入镜头。

　　两次拍摄的过程如同郊游。有个“坐在自行车上笑”的镜头，让摄影师费了不少胶片和气力。此前我们商量把自行车拍到婚纱照里，因为我们恋爱时常约着骑车在大街小巷晃荡，而“周末傍晚踩着单车一起逛黄昏市场”这句歌词，也是我们对今后生活的小期望。一开始我们只是歪歪扭扭地骑着双人自行车，后来坐在后排的我，敢放开手柄挥手，最后还舞动着婚纱从半坡上滑行下来，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我们却感到意犹未尽。

　　我的婚纱照，正是今后长长故事的开始，每个瞬间，都值得珍惜。（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