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5个月发现问题，她先找医生“维权”不成，又报警举报“拐卖”

　　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一名返聘的当事医生被罚款3000元并解聘

　　做母亲的快乐，朝阳女子胡春梅(化名)只体验了短短几个月—当她发现孩子患有脑瘫时，人崩溃了。

　　而胡春梅并不同于一般母亲—不能生育的胡春梅花了8000元“买来”的这个孩子，“卖给”她孩子的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现在，她急于把这个孩子脱手，但婴儿毕竟不是商品，商品交易规则在这桩“买卖”中无法适用。在法律和伦理面前，她毫无办法……

　　几个疑问

　　疑问1：

　　当事医生如何得知“买家”胡春梅没有小孩？又怎么知道她和中间人熟识？

　　疑问2：

　　当事医生是怎么帮助“买家”假扮孕妇“生出”孩子而不暴露的？又通过什么手段弄到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疑问3：

　　这个被买卖的脑瘫孩子，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是福利院，亲生父母，还是“买家”胡春梅？

　　通过妇产医生“买”来孩子

　　抚养5个月发现不会爬

　　8月7日8时许，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已有患者进出。这所医院的另一个名称是“大城子街道社区卫生院”，在喀左县城，这座“有100张床位、引进国际医疗服务新理念”的医院知名度颇高。

　　作为土生土长的喀左人，胡春梅对这所医院再熟悉不过。长时间以来，为了解决脑瘫孩子的问题，她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走进这家医院。

　　与普通维权者不同，胡春梅对记者的提问多以“我脑袋现在受刺激了，有些问题想不清”来回答，似乎不愿意跟记者过多交流。

　　胡春梅首次向记者透露孩子的信息在今年4月份：她婚后无子，便通过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一名返聘医务人员，花8000元“买”了一个孩子。到4月份“孩子已经16个月了”，她在抚养了大概五个月后，发现孩子不会爬，面部表情也明显不同，经检查，孩子患有脑瘫。

　　可以想见，这个结果对于急于做母亲的胡春梅来说意味着什么。前思后想后，她打算摆脱掉这个孩子。一条可以选择的途径是，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她已经给孩子上了户口，按照规定，福利院不接收有户口的孩子。

　　胡春梅感觉自己上当了，于是找当事医生“维权”，无果后，她又向公安机关报案，要追究那名医生“拐卖孩子”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立了案，后来当事医生被罚款3000元，并被辞退。

　　胡春梅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以便让自己尽快解脱，但直到现在，那个患有脑瘫的孩子依旧养在她的家里。

　　胡春梅告诉记者，“卖”给她孩子的医生姓赵。

　　妇产科位于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五楼，8月7日，得知记者要找赵大夫，有医务人员告诉记者“赵大夫早不干了”。至于为什么“不干了”，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不但妇产科如此，赵医生的去向在其他科室也是敏感话题。

　　今年4月，本报记者曾经到访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只要提起赵某，包括医院勤杂人员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三缄其口，当时记者辗转得到赵某手机号码，通过短信表达采访要求，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应。

　　回答记者疑问的，只有医院附近一家小店的店主。

　　“听说是卖了个孩子被医院辞了，具体内情不清楚。”他的回答也仅此而已。

　　托中间人找到“买家”

　　当事医生系返聘，负责接生

　　虽然胡春梅对于自己“买孩子”的事实并不隐瞒，但对于具体交易过程却讳莫如深。

　　“她(赵医生)知道我没小孩，托中间人找到我的。”胡春梅只是简单透露这场交易最初的起源，至于赵医生如何知道她没有小孩、又是怎么得知她和中间人熟识的，她没有说，甚至不愿意过多透露赵医生的个人信息，只是粗略告诉记者，赵医生56岁，被医院返聘的，负责接生。

　　胡春梅的欲言又止是刻意隐瞒还是另有玄机？

　　喀左县某机关的知情者告诉记者，这个案子“曲折而复杂”，这样的表述与胡春梅的态度完全吻合。

　　胡春梅透露的另一个细节是，赵医生把那个孩子送到她怀里时，还随身带着一瓶药，说这个药是给孩子吃的。她问对方孩子为什么吃药，对方说小孩子多少都有点病，没啥大事儿。

　　8月7日，记者联系到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张玲。“这个事呀，嗯，三四个月前赵大夫已经被解聘了，公安已经介入，你问公安吧，他们了解得最详细。”张玲回答。

　　“赵大夫是返聘的吗？”

　　“这个，这个，我只能说这些了。”张玲回答。

　　喀左县卫生局距离喀左县医院百米之遥，在那里，记者见到了卫生局纪委书记郭宪民。对于记者的提问，郭书记先说自己“没听说过这件事”，之后又说“听到些传言”。在记者追问下，郭书记又说“没人向我反映这个问题，既然没人反映，就没过问”。

　　“她(赵医生)也不是卫生系统正式职工，跟我们没太大关系，如果是正式职工就得处理。”郭书记如是说。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没造成啥影响。”记者即将离开时，郭书记补充道。

　　就在记者走出喀左县卫生局时，张玲院长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她告诉记者，她是今年正月十五才知道这件事的，当时胡春梅和家属找到医院反映情况，医院马上进行调查并向县卫生局作了报告，之后公安、纪检部门也到医院调查。

　　“赵大夫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那孩子与医院没有关系，也不是在我们医院出生的，卫生局已经处罚了医院。”张玲顿了顿，再次强调，“那孩子不是在四院出生的。”

　　对于孩子的来路，胡春梅的态度同样让人生疑。当记者询问“孩子是否在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出生”时，她犹豫片刻，然后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不要追究了。”

　　冒充孕妇骗出生证明

　　住院时腹部用填充物隆起

　　8月7日、8日两天，记者辗转采访到一些了解这起事件详情的人士。

　　据介绍，胡春梅家境贫寒，爱人是外地户口，由于她本人不能生育，两口子经常闹矛盾。在辽西的偏远农村，女人不能生育没有孩子，面对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2011年12月的一个夜晚，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女孩独自走进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当晚的值班医生正是赵某，即便在当下农村，未婚先孕也不是稀罕事儿，但就在赵某给这个女孩接生后，女孩溜走了。赵某将刚出生的男婴放进保温箱。

　　按照常理，发现弃婴后赵某应该选择报警，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这么做。

　　胡春梅的一个亲戚恰好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通过这个亲戚，赵某和胡春梅见面了，胡春梅对这个胖小子喜欢的不得了。

　　如何才能让胡春梅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呢？

　　经过两人“策划”，胡春梅装成即将临产的孕妇住进了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每天抚摸着被填充物高高隆起的腹部……

　　大约10天后，胡春梅“生产”，赵某还帮她弄到出生证明给孩子上了户口。

　　为了得到这个孩子，胡春梅支付给赵某8000元，这些钱包括孩子出生以来的护理费、营养费等开销，赵某如何处理这笔钱，记者不得而知。

　　知情人分析，“交易”时，赵某一定不知道男婴患有脑瘫，胡春梅也没有发现孩子有任何问题，否则她绝不会把孩子抱走。

　　检查出孩子患有脑瘫后，胡春梅开始与赵某和医院交涉，之后又报警。

　　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是，除了赵某，第四医院还有一名医生因此事被罚款、辞退，而不是张玲所说的仅仅处理了赵某一人。

　　“那名大夫也参与帮着胡春梅造假。”知情者透露。

　　当事医生不构成刑事犯罪

　　“买家”因为这个孩子离婚

　　知情者判断，事发后，胡春梅打算通过医院和当地卫生局彻底解决孩子的去向问题，但对方的权限只有处理当事医生。之后，胡春梅把视线转向公安机关，她报案要追究赵某拐卖婴儿的刑事责任，但经过喀左县公安局，朝阳市公安局法制部门研究，赵某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胡春梅显然对公安机关的处理不满。

　　“他们就是不想找孩子的父母，找到了也麻烦，人家能要吗？”胡春梅对公安机关牢骚不断。

　　“在这件事上，首先胡春梅有过错，又向公安机关做了虚假陈述，隐瞒实情，甚至把孩子扔到喀左县公安局，为了达到摆脱孩子的目的，什么办法都用。”一些知情者对胡春梅的态度由开始的同情转变到现在的“不满”。

　　“因为这个孩子我离婚了，我都快崩溃了，我有什么办法？”电话里，胡春梅很是沮丧，听筒里不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即便知情者对胡春梅不满，但他们认为，她对这个脑瘫孩子是有感情的，因为长久以来，她始终对这个孩子不离不弃，并为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做着努力。

　　“我可以把孩子扔到大街上，但良心上过不去，我实在是养不了他了！孩子最可怜，自己亲妈不要了，最后还要到福利院。”胡春梅说，声音很大。

　　几天来，记者始终联系喀左县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张玲，打算探究此事发生的根源，但张院长始终没有回音。记者采访省内几家妇产医院，受访者一致认为，这起事件暴露的不仅仅是医院一个单位存在问题。

　　记者了解到，孕妇怀孕三个月左右要到当地妇幼保健站立卡、做彩超、验尿，如果正式怀孕，要到社区开证明，到街道开三联单；怀孕7个月左右，开始到医院做产检，医院要有产检记录；孩子出生后，在产妇出院前或者孩子尚未满月时，医院开具出生证明，证明上要加盖医院印章。也就是说，要想通过造假获得孩子的出生证明，仅靠一两个医生是不行的。赵某究竟靠什么手段弄到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另据相关妇产科医生介绍，医院一旦发现弃婴，首先应该选择报警，并报告院领导，然后由警方联系福利院接收弃婴。这名男婴在喀左县妇产科的保温箱内10多天，妇产科其他医生难道没有发现？

　　记者了解到，为了能够注销男婴户口，喀左县卫生局已经发文，声明男婴的出生证明作废。喀左县公安局也两次前往男婴户口所在地，向当地警方说明情况，目前工作进展顺利。

　　胡春梅也了解事情的进展，但她并不乐观，感觉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仅仅是一点“希望”。(《华商晨报》、华商响网主任记者 李战洲)

（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