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大学( 招生办)将在明年举办120周年校庆的消息引来众多质疑。1983年过完“七十大寿”，10年后就过“百年华诞”，武大创立年限现在被追溯到1898年中国现代大学开端之前。媒体报道称，争当“中华老字号”并非武大一家，不少大学也存在类似问题。本期话题，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一现象。

　　“校庆搭台，经济唱戏”可以休矣

　　围绕武汉大学明年的120周年校庆，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明年武大建校究竟是120周年还是100周年，这应该算是一桩学术上的公案，局外人似乎也没必要过多关注。但无论是武汉大学校方还是批评者，其争论的重点似乎都不止于此。社会所关心的，是这几年兴起且渐呈泛滥之势的所谓“校庆文化”现象。

　　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学为什么要大搞校庆？极而言之，为什么现在一些大学热衷于大搞校庆？

　　当前，一些大学似乎把逢五逢十的校庆当成了头等大事，提前多年筹备不说，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甚至不计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安排。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了。

　　大学之所以要花大气力举办校庆，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借此扩大社会影响，让社会各界了解学校，特别是了解学校这些年取得的新成就。二是加强与校友之间的联系，维护和开发校友资源。三是争取办学资源，赢得各方面对学校建设的支持。其中，争取办学资源是最关键、最直接的原因，扩大社会影响也好，加强校友联系也好，最终都是希望能达到支持学校建设的目的。

　　不可否认，通过校庆这种形式可以扩大大学的社会影响。但即使是围绕校庆的宣传，同样必须严守“名实相符”这一底线，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从最近媒体的曝光看，这些年个别高校随意更改校庆纪念日，蓄意拉长建校时间，故意盗用别校校史，闹出了许多“校史”变“笑史”的笑话。还有一些高校为了扩大影响，借校庆之机刻意制造轰动性新闻吸引公众眼球，花费巨资邀请娱乐明星举办与学术无关的活动，与大学的本质精神相违背。试想，这样的校庆到底向社会扩大了怎样的影响呢？

　　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资源。从国外的情况看，有所成就的校友为母校的建设出把力，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我国高校而言，校友资源确实尚有待挖掘。可校庆是开发该资源的最佳时机吗？对于一些大额捐赠的校友，学校理当给予一定的礼遇，比如安排讲演活动、授予名誉称号等等，但在校庆这个“序长不序爵”的特殊时期，如此安排势必会伤害另一些校友的感情。

　　如今的校庆花样繁多，有建校校庆、命名校庆、重组校庆、更名校庆、迁校校庆，等等。有时候连本校校友都不明白为什么没过几年就来一次大庆。此外，对于那些热衷于三天两头搞校庆，或是借校庆之机大搞基本建设的高校，如何加强与校友的联系更值得深思。经历了历次分拆整合、更名重组，不少老校友面对陌生的校名和崭新的校园，缺少了身份的认同、思情的旧物，对母校的感情如何接续尚是问题，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学校建设呢？

　　办学经费短缺，是如今高校共同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通过举办校庆的形式筹措办学经费、争取办学资源，本意是为了学校的发展，即使因组织不当出了些意外，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看到，通过校庆筹措经费，进而发展为筹措经费依赖于校庆形式，已经使一些学校的校庆完全变了味。这实际上是前些年一些地方推崇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变形，其弊端已日益显现。牛津大学800年来从来没搞过像样的校庆，不仅没有影响到其筹措办学经费，也没有影响到这所世界名校声誉的传播。由此看来，我国一些高校的校庆形式和经费筹措方式，都有必要作出根本性调整。储召生

　　大学校史，谁的记忆谁的历史？

　　时下一些高校因校庆而引发的“校史风波”令人关注。相较之下，另一些高校对于校史的态度，更发人深省。

　　据198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一1949)》（增订本）记载，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又可视为太学、国子学（或国子监）的继承者。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也曾提到:“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然而他却就此打住，且笔锋一转:“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自己那两千多年的高寿……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

　　北大为何如此谨慎而不愿拉长自己的历史？其实，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即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如此看来，校史的溯源，就不仅关系一个学校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历史地位的建构，而且还牵涉到对一个国家教育体制变革以及外来西学东渐的认同。

　　其实，每一所学校都有一个源头。自此，在师长和学生中间，在教学的具体过程中，便会逐步形成一以贯之的学源传统，延绵不绝的精神之脉。有之，不可视而不见；无之，也不能人为构造。否则，历史岂不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应该说，书写一个学校的历史，就是叙说这个学校曾经发生的故事。把哪一些材料连接起来，才更利于建构一个学校真实的历史呢？

　　校史的书写结构，实际上就代表对学校历史的认知方式。毫无疑问，师长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一方面，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大师是校史的重心。另一方面，大学也是训练人格、传承文化的独立机关。大学的意义在于造就理想人才。因此，青年学子的成长同样在校史中不可或缺。

　　不过，师生的活动也要有一个“舞台”背景。这个“舞台”，既应有人造的建筑，也应有自然的景观。现在，湖南大学(招生办)把自己的历史追溯至岳麓书院，虽然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多少年来，岳麓书院已成为湖南大学的一种“集体记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的遗址都是一个象征、一种无形的力量，参与着湖南大学历史的形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麓书院完全可以写入湖南大学的历史，至少是1926年以后的历史。

　　如此而论，学校的历史，首先应当是学校师生历史。但又不独于此，它还应该是一个学校空间的历史、建筑的历史、生态的历史。更有甚者，学校的历史也不该只是既成事实的备忘录。在不同的时空中，对学校未来的想像和未实现的愿景，也可以成为学校历史的一环。周良书

　　声音

　　校史并不是尘封的故纸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在当下一些大学被功利、浮躁之风裹挟的情形下，回顾校史，让人以史为荣，也可以史为鉴。（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