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贵州毕节5名死于街头垃圾箱内的男童受到了社会高度关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逐渐为我们揭开了他们身后的故事。五个男孩子都是表兄弟，孩子们家庭基本属于赤贫，父母外出打工以致无人看管。他们长时间的自生自灭，逃避乡亲、学校甚至是救助机构，宁愿在外流浪忍饥挨冻。

　　尽管现在已经有官员、校长被问责，但人们还是震惊于这似乎只存在于苦难旧社会的新闻，只好一遍又一遍的追问：五个男孩的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是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家长？是没有保障其受教育权利的教育部门？是人口失踪报警后寻找不力的警方？还是救助机构行动不及时制度不完善？

　　可以发现，上述责任链条的几个环节虽然咬合的并不紧密，却也不是完全失灵。这几个孩子出生在偏僻的山村，连户口都上不起，住的还是泥巴房子，父母去深圳打工挣钱，亲友偶尔照顾一下，贫穷才是他们家庭最现实的敌人。几个孩子逃学后，学校老师几次上门寻访，通知家长，但找不到人只好作罢。被免职的校长坦言：“不会故意去推卸责任，但我必须说，学校真的已经尽力了”。而在救助方面，这几个孩子曾被官方照看并送回家，也曾在救助站呆到半夜就撬锁逃跑。诚然，无论是家长、教育部门还是救助体系，对这件事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不过在追问责任在谁之余，我们也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孩子有家不回，有学不上，有帮助不要，而要过着流浪、不时接受施舍和小偷小摸的生活？他们宁愿聚在拆迁工地里玩乐，躲在垃圾箱里取暖，却不愿意接受大人的关爱与呵护？

　　我相信，五个男童在流浪的日子里不会没有生过火取暖，闷死在垃圾箱里更像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而发生的意外。或许他们已曾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浑不自知。如果这次挨过了漫漫冬夜，他们仍会是一群不引人注意的“小叫花子”。那么，尽可能早地把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孩子拉回到家庭中、拉回到学校里、拉回到救助机构和公益组织的视线里，就显得非常紧迫。因为这说不定就是在与死亡赛跑。

　　对于政府来说，五个孩子的悲惨遭遇无疑说明“幸福生活”至少还与一部分人离得很远。基本福利保障的责任更需要强调的是全覆盖，高涨的GDP和恢弘的大楼在“路有冻死骨”的映衬下，只会愈加地荒诞和不协调。而对公众而言，这次事件即便有了确凿的问责对象，也并不表示可以如释重负。很多孩子只是没有条件叛离家庭与学校，他们的幸运只在于多了一张户口、一栋房子和一对不那么贫穷的父母。(林坤)

　　（武汉晚报 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