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等级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学术论文。论文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不仅是北京大学，现在多数重点大学都出现了农村生源、贫困生源减少的情况。农村生源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农村生源减少的背后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项研究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文章作者之一的南京大学(招生办)历史系讲师梁晨解释说，数据统计没有问题，但在关键名词的定义上需要慎重考量。

　　梁晨：这个里头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干部？因为学生填学籍卡，他不会说我家是干部之类的，可能填的是，比如说我爸爸是什么什么工厂的车间主任，或者我爸爸是某某中学的教导主任、副主任、团委书记，我们把这些所有的都算作干部了，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干部的概念，更不是一个官的那种概念。

　　另一份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趋势，在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教育系教授劳凯声表示，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甚至可以说，他们越来越难挤进精英大学。

　　劳凯声：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大学的机会比过去要多得多，但是进入到重点大学的比例现在看来成份有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重点大学的学生里边相当多的是来自于社会的上层家庭，那么这就带来了社会不公的问题。

　　如果说专家们的言论是建立在数据上的，那么朱先生获得就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他本人就是是北京大学84级毕业生。他专门设立一个基金，去资助安徽省考上北大的学子，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需要资助的学生人数少了很多，因为寒门学子上北大清华的越来越少了。

　　朱先生：要是从上北大这个角度，现在农村孩子上北大的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我们有一个基金，愿意接受基金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基本上家庭条件都不错。

　　而在山东某地级市的重点高中担任教导处主任的王女士表示，优秀学生的家庭背景正在逐渐趋同。

　　王女士：基本上是中等偏上的家庭，公务员(微博)、教师、医生、企业上的、自己个体等等，再就是周边来自农村的家庭吧，也不是说多么的贫寒。

　　在中国的历史上，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往往被传作美谈。如今这种好出身的孩子上好学校的趋势背后是什么原因？知识改变命运是否依旧经得起实践检验？

　　在著名教育学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偶然，它实际反映的是公众对学生家庭背景、教育公平这一问题的关注。

　　熊丙奇：家庭背景与上名校的关系牵扯到教育公平问题，对整个社会公平、社会公正有影响，其实也影响到整个教育决策。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呢？在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专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权利私用，而是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劳凯声直言，学生们的竞争在起跑时就分出三六九等。

　　劳凯声：甚至在学前教育阶段，这种差距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步一步的拉大，最后到考试的时候，考生之间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如东部的考生和西部考生，城市的考生和乡村的考生，家境比较好，教育环境比较好的考生和家庭比较差的，教育环境相对比较差的考生，他们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调查显示，城市孩子仅在高考(微博)英语分数上就比农村孩子高20多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劳凯声呼吁：要改革招生录取政策，使得来自农村、底层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学生有更多录取机会。

　　劳凯声：一个叫做差别原则，一个叫做补偿原则。差别和补偿来使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可以得到某种社会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体现社会的公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中央财政预算按国内生产总值的4%安排教育经费支出，并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熊丙奇表示，这些资金的流向将决定教育公平与否。

　　熊丙奇：既要增加对薄弱地区的教育的投入，更应该推进教育的过程公平和教育的结果公平，要改变我们的中高考的制度，改变这种评价体系。

　　上重点大学一向被认为是找到好工作的基础，重点大学农村生源、贫困生源的逐渐减少让人们感到忧虑。

　　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打通社会各层级的最重要的渠道，也就是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无法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层级流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这样的教育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教育失去了公正公平之后，人们还能通过什么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记者 季苏平)

　　（中国广播网 季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