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因停车纠纷与清洁工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导致清洁工死亡。据微博透露，事发原因是男生驾驶奥迪来接女友，将车停在消防通道，阻碍清洁员收拾垃圾。目前，2名涉案学生已被警方控制，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新京报》12月6日）

　　学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学校要追求纯洁、高尚、人文、民主、科学，是引领社会进步的镜子；学校是社会的透视器，学校的丑恶都可以在社会找到原形，只是程度比社会轻一些罢了，透视着社会存在的难堪与丑陋。开着奥迪的学生，不仅不以将车停在消防通道为错，反而与清洁工互殴，致使清洁工死亡。这是教育的失败，更是社会戾气、暴力与焦躁在学校的投射，依仗权钱、信奉拳头，体现的太充分了。

　　不论清洁工是否与这名开奥迪车的学生发生互殴，但不能将车停在消防通道，这是学习考试驾照的基本常识，是文明人应有的起码素养，何况“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告示就静静地贴在哪里，如果说这名学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那是谁也不相信的。但为什么一个从小到大受教育的人，却不遵守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呢？怎能信奉拳头说话的野蛮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但这位清洁工，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保持了起码的人性。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引起社会热议的“小悦悦事件”，留下人性光辉的也是一位最底层的清洁工，而那些所谓的“文明人”，却都陷进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人格化与人格商品化”的怪圈，堕入了政治哲学中所说的“虚无主义”的烟云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深层原因何在？巨大的人性反差，更值得我们思考。

　　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以批判社会著称。他批判社会的维度主要有三个，一是人性，评判一个社会是否健全的客观标准只能是人的价值；二是异化，人的异化是时代的关键问题，在异化活动中，人体验不到他是世界的中心，人体验不到他是自己活动的主体，自己行动的创造者，而只体验到他是活动的结果；三是健全社会，克服社会的“异化”，达到人性的“复归”，实现“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说，人性异化了的人，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病态，人性只有在没有压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表达出生命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思考当前社会暴力、焦躁的问题，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究竟我们的人性，是被什么压抑了呢？社会的物质化，是一个罪魁祸首；学校的应试教育，也可能逃不了干系。我们呼唤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却忘记了教育孩子首先要成为一个人。

　　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我们的社会在短短几十年内告别了“一穷二白”的境地，但物质的富裕并没有带来素质的相应文明。所幸的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性的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这是值得期待的，也许“人性”回归的大门已经开启，我们离“健全的社会”已经不远了。当然，我们也明白，路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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