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不起补课费，不堪老师再三催讨，安徽两名小学生选择了服毒自杀。这起未遂的自杀事件，让教师强制有偿补课的潜规则染上了血色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走进教室。

　　对安徽省阜南县第二小学(以下简称：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们来说，12月1日这个星期四的下午，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班主任郝老师正按照课程表，给他们上语文课。而明天，被教育局停课一个多月的姜老师，将准时出现在教室，教他们数学课。

　　唯一有些细微变化的是，姜老师回来了，但他们的两个同学因补课费而服毒自杀未遂的周周和平平，已经转学到别处，再也不会走进这间教室。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

　　一个多月前，10月24日下午放学后，就在这间教室里，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女生平平和周周，当着其他两个同学的面，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所幸抢救及时，并没有生命之虞。

　　喝农药之前，12岁的周周在黑板上写下了上述遗言。

　　据周周的父亲周家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导致他女儿喝农药的直接原因，是姜老师不断地催要补课费。当天下午上数学课时，姜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问周周600元补课费什么时候交。

　　“老师的话语和眼神让我感觉到特别难堪。”事后，伤心的周周告诉父亲。

　　在新学期开学后，周周参加了姜老师在外面开办的补习班。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新学期报名时，姜老师两次以孩子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不让报名。直到参加了她的补习班，第三次才报上名。”事后，周家亮才从老婆嘴里知道这一情况。

　　因家庭条件差，周周补课的事情，周周的母亲一直没有跟丈夫说。她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老师能对孩子好一点，照顾一些，“就把补课费当送礼吧”。

　　临近期中考试，老师开始收补课费，平常就有些怕父亲的周周，不知道怎么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

　　10月24日这天，姜老师第三次追讨补课费，周周觉得很没面子，说不想活了，立即得到了好朋友平平的响应。

　　在平平这个13岁女孩的眼中，自己心情不好都是因姜老师造成的。姜老师爱在同学面前点名骂人，甚至拉到门外罚站，发怒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怕”。

　　事发前，平平告诉过父亲王峰，姜老师一直对她不好，动不动就找茬儿，以作业没做好为由，挖苦奚落她。

　　最让两个孩子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座位一直被安排在后面，“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

　　平平事后告诉父亲，她曾被语文老师从教室后面的角落里调到中间位置，但因为没上姜老师的补课班，马上就被姜老师调回原来的座位。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了两次，中间才相隔几节课。

　　这件事，让王峰一想起来就心痛。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两个女孩心里堵得慌，压抑得“不想活了”，决定以死抗争。

　　因为补课费以死抗争，这并非第一起。同样的一幕，七年前在山西早已经上演。

　　2004年3月22日下午放学时，山西省大荔县高明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张小红，让学生第二天早上交英语(论坛)补课费。

　　第二天，大部分学生都按要求交了10元补课费和1元电影费。学生苗苗没有交。放学时，张老师再次提到交钱的事，并声称再不交钱就不要来上学。

　　苗苗因未拿到规定应交的钱，害怕上课时让老师撵出去丢人，便在家中喝下“久效磷”农药。幸亏母亲发现及时，经医院抢救，终于死里逃生。

　　相对于这两起事件中的三位小学女生，河北省阳原县西关小学10岁的小男孩壮壮，却没有这么侥幸。

　　就在周周和平平服毒自杀的前一天，壮壮因为骑自行车去老师家补课，半路上和一辆三轮车相撞，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无偿补课”结论滑稽

　　“姜老师没有向学生宣布收补课费，也没有说不收补课费。”

　　这句来自于阜南县教育局11月14日《调查报告》中的话，也是目前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最后结论。

　　阜南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发当天，他代表教育局给阜南二小作出了三点指示：姜老师停课接受调查；学校垫付服毒学生住院费；为两个孩子请心理老师进行疏导。

　　事发后，家长对老师收费补课问题进行了投诉。在把两个女孩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之后的10多天内，教育局抽调监察室和安全办人员组成调查组，连续进行了两次调查。

　　11月7日，因安徽当地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涉及到补课费，引起了阜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有了第三次调查。

　　据调查，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成绩整体偏差，因考虑明年要上初中，应部分家长的要求，开学时姜老师便给全班98名学生家长都打了要求补课的电话。

　　自9月15日开始，到事发10月24日停办，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姜老师与班主任郝老师在阜南二小附近的粮油四部租房子，组织本班20多名学生，每周二至周五下午4：40到6：50进行补课。周三周五由姜老师补数学，周二周四由郝老师补语文。

　　补课是否属于有偿补课的问题，调查组未查实。

　　当这个调查结论一公布，其公正性立即遭到了两位学生家长的质疑。

　　首先是调查组人员的结构问题。虽然前后成立了三个调查组，进行了三次调查，但除了最后一次有一位县政府督查室领导参加外，整个调查组没有纪委和监察局等第三方人员参与，基本上都是教育局干部关起门来自查，等于老子查儿子，无公正可言。

　　其次，两名孩子和学生家长，是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但直到调查结束，前后成立的三个调查组，竟然没有一个人找举报人、找这两名学生家长了解过相关问题。

　　就学生家长的质疑，朱亮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对这两名学生，调查组没有进行正面接触，主要是出于人道，怕她们再一次受到伤害，影响她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至于两位学生家长，我个人当面和电话中，曾就此事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流。”

　　朱亮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袒护姜老师的意思，但她不承认收费补课，学生家长手里又没有具体证据，调查组也没有办法。

　　说到证据，周家亮说，在阜南县城的大街小巷随便拉住一个学生家长问问，哪个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先上课，等学期结束时再交补课费。这样即使教育局检查时发现了，也是“无偿补课”。

　　“不可能不收费。这个老师要不傻，要不就是活雷锋。否则，她有必要自己花钱在外租房子开这个补课班吗？我们是不是要评她为劳模，供全社会学习？”

　　阜南县一位主要领导也认为无偿补课的结论“滑稽”。

　　密切关注此事的网友，甚至给教育局领导设计了这样的台词：“老师补课是无偿的，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学生家长被“自愿”

　　“只要我问心无愧，随他们怎么讲。”

　　姜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办这个补课班，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补课费。主要是学生家长自愿，怕孩子升不上初中。”

　　对家长“自愿”补课的这种说法，王峰认为“可笑”。因为家长如果不“自愿”，老师治学生的高招可太多了。

　　如通过故意批评、座位前排调后排、罚抄作业、新学期到校不让报到、免掉班干部、评不上三好生、体罚孩子，甚至停课，连续多次找学生谈话，请家长等这一系列“特殊照顾”。

　　即使有个别学生家长知道老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办班补课，这样既剥夺了学生正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又增加了自己的额外负担，但迫于望子成龙和相互攀比的心理压力，虽然苦不堪言，最后也不得不“自愿”了。

　　这次事件中的周周，姜老师就是多次以她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拒绝让她报名的。

　　对好坏不一来到补课班里的学生，老师美其名曰：“好的来提高，差的为补习，一般的是辅导。”

　　当然，也有少数家长，并不“自愿”要求老师给学生补课。

　　江西省南昌县富山乡，一位叫涂义民的农民因拒不交纳学校要求交的孩子双休日补课费，最后被校长带一帮人打伤。

　　虽然那位校长最后受到了处理，但并不影响广大老师要求学生家长“自愿”补课。

　　现在这种“被自愿”的事，落到了阜南县3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程师傅身上。

　　在送记者去周周家的路上，程师傅说，他女儿读小学二年级，从去年到今年，老婆已经向他唠叨了好几次，说班主任几次捎话让女儿去他家补课。收费标准为，中午管一餐饭，一学期2800元。

　　程师傅在县城跑出租，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两千来块钱。让他闹心的不是女儿一学期的补课费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收入，而是怕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补课费交了，还耽误了学习。

　　邻居的孩子在考初中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了主要任课老师在家里办的补课班。让家长欣喜的是，自参加补课后，孩子似乎一下子变聪明了，语文、数学成绩突飞猛进。

　　然而，让邻居纳闷儿的是，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孩子的成绩又一落千丈，回到了补课前的起点，语文、数学双双不及格。

　　经知情人士点拨，这位邻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老师为了对得起家长付出的不菲报酬，通常会把即将测验、考试的题目透露给学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辅导学生相同的题型，以造成一种‘孩子成绩上去了’的假象。”

　　闹心归闹心，事到临头，程师傅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打算过完年赶紧把女儿送到班主任家补课，“这事再也不能拖了”。

　　其实，他也不敢拖。

　　教师的第二职业

　　教师靠补课捞外快，在阜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当地一位退休的马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到寒暑假、星期天，甚至中午和晚上，随便去一个班主任或主课老师家，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补课的学生，初中生尤盛。

　　2007年前，当地还只是个别老师趁暑假偷偷补课，然后逐渐发展到在外租房办班，在家里办补课班，甚至投资几十万元，专门买上一套商品房当作补课基地。

　　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老师“下旨”，家长执行，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师把补课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第二职业”。

　　比如姜老师办的这个补课班，20多名学生，人均收费600元，一学期收入12000元，不低于她每月2000元工资的总和。

　　就在此事发生前的上个月，实验中学高一的一位班主任在校外租房，规定学生每周六补课一天，每人每学期收300元，不去补课的，以晚自习为由收费200元。

　　按一个班有学生60名，补课与不补课的人数各占一半来计算，共收费15000元，平均下来远高于他的月工资。

　　阜南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25元。

　　周家亮有两个孩子上学，女儿周周户口不在县城，托关系交了8000元借读费，已经耗干家底。一学期再交600元的补课费，对他这样靠种地为生的家庭，已有些力不从心。

　　而阜南二小3000多名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有的家长为此不得不分期付款交补课费。

　　不过，在补课老师眼中，这点补课费并不高。相比南方一些发达城市，小学一个班主任老师，给五六名学生补上20节课，就有上万元的报酬，他们不过是收了点小钱。

　　但就是这点看似不起眼的小钱，短短几年间，让当地一些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拥有了两三套商品房，开上了私家车，身价百万元，一跃成为标准的中产阶层。

　　因为利益的驱动，补课不仅成为老师新的经济的增长点，而且已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产业。

　　补课老师有时会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