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对博士生学籍进行清理，2006年及以前入校的博士生尚有857名未毕业。其中，入学至今已有10年(即2001级及以前入学)但未毕业的博士生达到253位。还有两名博士生于1990年入学，就读已有21年之久。据了解，超期者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成都商报》12月6日）

　　“超期博士”不是只有我国才有，在西方年满5年不能毕业的博士生也不乏案例。但是，一所大学有867名“超期博士”，并且有两名博士生已经就读21年之久的现实，相信只有我国独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吉尼斯申报，要是有的话，读21年博士是不是应该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呢？古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而读博士的时间超过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时间，也可以当成一种人生资本来“炫耀”了。

　　“超期博士”也不是西南交大独有。在此之前，北京大学(微博)、南开大学已经完成了对“超期博士”的清理工作。问题是，是谁纵容了“超期博士”的存在？是学校，还是导师？是教育体制，还是教育环境？我想，这是一个连大学校长都很难说清楚的难题。或许，我们只能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清理运动，来找到一些安慰。而站在博士教育的角度讲，我国博士的招考、准入与准出制度，似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无可避讳。

　　“超期博士”泛滥的根源，其实是博士的泛滥。2010年8月， 华中科技大学(微博)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新书称，我国博士数量近10年来增加了19万。数据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夏，我国博士毕业生已经累积达到35万人左右。而自2007年始，我国每年的博士招生人数都超过了5万人。应该说，这个数字是体面的，也确实成就了“世界第一博士大国”的光环。但是，博士数量的提高，给了我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重。

　　博士群体的扩大，难免会导致博士生源质量产生下降。一方面，体制之内尤其是官场之中，弥漫着一种“学历崇拜”的思想，许多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都想戴着博士帽管理他人西南交大负责人所说的“超期博士”多为公职人员和企业管理者，就能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博士的准入制度降到最低，这使得一些不想做学术的、无能力做学术的、只想依靠博士帽实现升官发财的，都很容易地成了博士生。因此，我国成为第一博士大国，并不是一个骄人的消息。直接影响就是，博士群体内部，成分鱼龙混杂，学术能力良莠不齐。

　　在死板的博士毕业制度面前，一些不能正常上课、不能按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博士生，也很难达到毕业的要求。更加上许多博士生导师不教不授，一个学生若没有本科与研究生的经历，博士阶段也几乎学习不到什么东西，更多的时间里，只是导师的免费劳动力，而且，免费的劳动力，毕业越晚越好。博士们若不自立自强，似乎很难提前毕业；即便奋发图强，也还要看导师的眼色。

　　博士是我国的最高学位，博士群体的质量，代表着我国未来的学术能力甚至是生产力。因此，博士教育容不得有半点疏忽。我们看到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停招在职博士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一些学校正在考虑如何从根源上杜绝“超期博士”。除此之外，推行严格的准入与准出制度，强化对博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导师的管理，是摆在诸多大学面前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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