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如果考不上公务员(微博)，我就在社区服务，但如果考上公务员，我做出的工作决策一定会最贴近现实。因为我在基层社区待过，知道老百姓要什么。王玉燕

　　工资低，工作琐碎，但因为感兴趣，还能把自己学的东西用在实处，工作起来就会快乐。于章龙

　　海淀区东王庄社区，刚刚装修完的社区服务站里，都是年轻的面孔。

　　不久前，27岁的大学生社区工作者于章龙竞聘上岗，当上了服务站的副站长。比他大三岁的研究生王玉燕也要搬进新的办公区，继续面向居民做计生工作。

　　对于刚在社区工作一两年的大学生社工来说，“搬新家”并不是什么隆重的开始。和同期进入社区但离开后或考上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的应届生相比，伴随着于章龙和王玉燕的，依旧是信息录入、发放分类垃圾桶等基层而琐碎的“活儿”。但两个研究生却不约而同地用“挺好”来评价他们从事的这份工作。

　　拿低廉的工资

　　东王庄社区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没人不认识于章龙和王玉燕。

　　“章龙个子高高，戴个眼镜，管环保的；玉燕胖胖的，笑起来脸蛋儿红扑扑，管计生的。”12号楼的居民朱淑兰阿姨，对两个大学生社工十分熟悉，“大老远看见我，就喊我‘朱师傅’，热情着呢。”

　　2009年，东王庄社区里突然来了五六个大学生，居委会里办公的不再都是大爷大妈，居民们都觉得挺新鲜。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王玉燕，成为一名社工前，她在家乡沈阳当过两三年老师。于章龙比王玉燕晚来一年，从中国农大毕业后进入该社区。两人都是研究生。

　　但朱淑兰起初担心，他们都干不长。两年过去了，章龙、玉燕和另外一个女孩杜梅还是留了下来。

　　“走的大多是本科生，他们有的想考研(微博)，有的想在社会上闯闯。”王玉燕很理解刚毕业的学弟学妹。

　　“工资低、工作琐碎可能是大学生们离开的主要原因。”王玉燕刚来时，工资加奖金，到手的只有1088元。于章龙赶上了涨工资的好时候，一直拿2030元的工资。

　　“在海淀租一单间少说也得1500。”如今，玉燕和同学在东王庄附近合租了一个单间，每月800元租金。于章龙则住在一所大学的宿舍里，一张床铺一个月300元，每月还要给刚上大学的弟弟寄1000元的生活费。“午饭、晚饭则经常在居委会和同事们一起做着吃，这样省钱。”

　　做有实效的事

　　如今，于章龙、王玉燕们已经成了居委会里必不可少的能手。

　　于章龙一直负责小区的环境卫生，成为服务站副站长后，他开始着手做垃圾分类的宣传培训。“副站长可不是一个‘官儿’，就是居委会主任的一个副手。”发放分类垃圾桶、讲解垃圾分类的原理、培训居民如何分类，于章龙的笔记本里，记着每天的工作内容。

　　“可不轻松。”于章龙记得，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做垃圾分类工作，给每户居民发宣传手册，召集各楼负责人开讲解会。本以为“道理讲明白，居民就会自觉行动”的于章龙，最终败给了居民垃圾从不分类的习惯。

　　“我到居民家走访，发现大家还是分不清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没这习惯。”于章龙把苦恼告诉了其他两个大学生社工同事，大伙都认为宣传册上的知识太生硬，“发了也没人看，关键是让居民理解知识然后变成习惯。”那时正值中秋，三个大学生社工开始策划一场活动。

　　于是，今年东王庄的中秋节不再是居民在小家吃吃喝喝，“让居民到广场猜灯谜，玩儿知识问答，主题就是‘垃圾如何分类’。”

　　“您煮了个鸡蛋，吃完鸡蛋，蛋皮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于章龙和王玉燕变身主持人，鼓励居民抢答拿礼品。

　　活动现场，还有夹球游戏，社工们在乒乓球上写垃圾名，摆放好可回收垃圾筐和不可回收垃圾筐，让居民组队参与，“看谁扔得对，扔得多。”

　　于章龙说，活动当天，来了好多居民，“我俩都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愿意参与。”

　　12号楼的刘大妈对活动印象深刻，“回来我就把以前的垃圾桶换了，换成分类的，分不清的就找于章龙问，那孩子每次都很热情。”

　　于章龙说他要把知识变成习惯。他打算在小区的分类垃圾桶旁边，和社区负责环保的绿袖标志愿者们一起站上几个礼拜，亲眼看看前期的宣传效果，“好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论将来能否继续做社工，王玉燕和于章龙都认同一点，“有了北京户口，就等于在这扎根了，这份工作是我们了解北京、了解北京人最直接的方式。”

　　北京“我想留在这”

　　不知不觉中，王玉燕已经在东王庄社区工作两年。于章龙也打算干满3年一届。

　　“高学历的研究生为什么愿意选择进社区和大爷大妈打交道？”对于这个问题，开朗的王玉燕和踏实的于章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我是真想干‘社工’。”王玉燕说，“社工”这个词，小时候常从外国电影里听来，“是个有意义的职业。办理户口、培训上岗，一晃眼，社工就当了2年，王玉燕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稳定、政府对社工发展的政策倾斜都是王玉燕看好这份工作的原因。

　　而对于在山东聊城出生的于章龙来说，“北京”是吸引他当社工的关键词。“小时候读过课文《北京的立交桥》，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向往北京的。”农村出生的于章龙说，他上大学前，都没出过山东省。胡同、故宫、长城，在中国农大读研期间，于章龙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我想留在这。”

　　研究生毕业后择业，于章龙又开始“执拗”，“我找工作，就俩条件，地点在北京城区、解决户口，工资什么的，我不太在意。”最终，满足条件的社区工作者成为于章龙的首选。

　　“工资虽然给得不多，但在这儿，你能有所作为。”于章龙说，目前想的就是踏踏实实干满3年任期，“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经历。”（采写/记者 刘珍妮）

　　（新京报 刘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