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狂人日记》结尾中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现今，“家族”既未式微，教育亦问题尤多。前者您去看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后者在同一天《华商报》的三篇“中国新闻”上，你就能领略得到。这三条新闻，一则出在孔老夫子的家乡山东，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校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一则出自安徽，蚌埠第三实验小学学前班的前10名小朋友，都能戴上绿领巾。还有一则是广西桂平市大洋中学，近20名十四五岁的男孩，集体跪在操场上接受惩罚；而曝光这件事情的小李同学，却遭到校方的“开除”，只是迫于舆论压力，该校政教处甘主任才说：“我让她收拾东西回家，并非想开除她，只是希望她珍惜读书机会。”（11月2日《华商报》）

　　三色作业本、绿领巾以及罚跪，除了“罚跪”是较为悠久又广受诟病的方式以外，其余两项，都算得上创意独特的发明创新。但这种创新，是不是广受欢迎呢？蚌埠第三实验小学门口接小孩的家长，听说记者采访，纷纷希望学校取消这种区分好坏宝宝的做法。一位学生家长说，对这么小的孩子，有必要加入竞争机制吗？家长送他们来，就是希望他们无忧无虑地成长，不希望他们过早就有了心理上的压力。而据几名家长讲述，孩子回家就哭闹着要卖绿领巾，因为没有绿领巾，就表示“不是好宝宝”。难道这种以颜色区分所谓好坏的做法，不是对孩子童心的戕害么？至于三色作业本，学校说是为了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并体验到完成作业后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可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一旦以学生成绩排名为前提，就立马原形毕露，成了一种另类的标签。试问，学生当然是智商有异、反应有别的，但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能够不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吗？因此，不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情况选择难度不同的题目，也没得选择，成绩排名已替你选择好了，要说选择，只能是“被选择”。故而，创新不应表现在绿、黄、红的简单区分上，而应体现在如何让学习差的学生，尽快跻身于品学兼优的队列。这才是学校教育的重点。

　　也就在前不久，西安某小学以红、绿领巾区分学生“好坏”，包头24中给优秀生发红校服，都被教育主管部及时叫停，且遭到舆论的强烈指斥，没承想神州大地创意别具、方式翻新，花样层出不穷。然在这些花里胡哨的背后，都有一个分数至上的影子。一切的创新，都是应试教育大树的枝丫。在这棵大树上，我相信可以长出考试的天才，但不大容易结出累累的硕果，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又从何问起呀！

　　难以想象，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甚至是学龄前的稚子，你就能分出优劣好坏来，在这种体制下，自然诞生不了埃尔米特，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大学入学考了5次，也几乎大学没能毕业，原因都是数学成绩不好。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也不影响以他的姓氏命名数学概念，如“埃尔米特二次型”、“埃尔米特算子”等。徐迅雷先生曾经一针见血的说，“‘立人’教育才是教育之本。所谓‘人才’也是 ‘人’字在先、以‘人’为本而非以‘才’为本的。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考试机器’、‘得分高手’”，这是教育的灾难。又说：“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不了教育。教育固化了，无法被教育，难以有改革，鲜见有进步。‘人’不是教育的核心，‘分’成了教育的核心。这样的教育是残酷的。” 有鉴于此，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救救老师，只有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合格了，才能设计出合格的教书育人的程序来；只有让这些园丁有了合格的资质，才不至于将未来的天才，早早扼杀在幼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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