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又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各种捷径获得所谓“成功”，而不愿意下苦功夫。人凭什么下苦功夫？人怎样才能下苦功夫？无它，立志而已。古人认为，为学先须立志，不立志无以为学。人无志，非人也。“志”字上面是个“士”，下面是个“心”；读书人要有向学之心，就要立志。要有志气，也要有志向。志气志气，关键在“气”。这个“气”不是别的，就是孟子讲的浩然之气。没有这样的浩然之气，我们就无法抵抗弥漫四处的俗气、戾气、浊气、邪气和乌烟瘴气。浩然之气不是天生的，而要养。如何养法？《孟子》一书中有所指示，但还不够，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养气的方法。

　　光有浩然之气还不够，还要有远大的志向。现代是个平庸的时代，要找有远大志向的人不太容易。我觉得，志向是人格挺立的关键。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说，我们都是普通人，能力有限，就想做个普通人，安安稳稳过一生。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而没有志向。一个人的能力与志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人的能力是一回事，志向是另一回事。一个高远的志向可以使我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志向低下或毫无志向，则会使我们的能力萎缩，灵魂萎靡。所以，志向不能太低。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志存高远，然后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不虚度此生。

　　学术工作隐含卓越的要求，学术工作的内在逻辑不会允许平庸，平庸的学术根本不是学术，而只是三家村学究谋生的手段。你要从事学术工作，就必须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至于做到做不到，那是另一个问题。追求不追求是志气问题，做到做不到则是能力问题。志大才疏的成语是说一个人空有大志，却不踏实努力、不断提高自己；而决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大志。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时，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承诺，一种对先人和后代的承诺；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通向名利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于人类的责任。人类思想的确不首先和完全是通过学术产生和发展的，但却是通过学术而接受批判，变得精纯。当人类将欲望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若无思想加以引导和批判，人类将自我毁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无数人毁于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样。选择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在今天是选择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没有希望，却代表希望。

　　讲演者小传

　　张汝伦：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