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免费、“双轨制”收费到全面收费的改革。今年新学期，部分高校又启动了新生学费标准调整，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免费、“双轨制”收费到全面收费的改革。今年新学期，部分高校又启动了新生学费标准调整，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教育经济学的专业角度看，人们的关注涉及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我国大学培养学生的生均成本是多少；二是我国的大学学费是怎样定价的；三是大学的学费究竟该如何定价。

　　计量大学的生均成本是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我国现行学费制度规定，学费按不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25%并考虑其他因素定价。既然调整学费标准，理应公布生均成本，这也应是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但根据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研究，公布成本信息并不难，难的是成本是否准确科学。学费语境下，生均成本仅限于与培养学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那部分成本，并不是大学实际发生的全部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大学实际发生的各种成本进行科学的甄别、剥离和分摊。生均成本计量在我国乃至世界仍是一个技术难题，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

　　首先，生均成本内容和范围难以科学界定。

　　现代大学具有多项职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相互交叉，成本共生共融。为核定学生培养成本，就必须对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本有效剥离，因为科研活动毕竟不是直接的教育活动，有其独立的成本补偿渠道。但客观上，科研与教育又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科研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培养更是不可能离开科研活动。这样，科研成本是否计入并如何计入学生培养成本，就成为难题。

　　另如，离退休人员经费怎样计入生均成本？

　　我国高校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数额大、刚性强，但与当前学生的培养并无直接关系，理论上不应全部计入当期的生均成本。再如，高校承担的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如治安机构、后勤、附属中小学[]、医院)发生的成本是否计入教育成本也难以界定。

　　其次，教育成本的不可分割性导致成本费用难以准确分配。

　　大学教育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系统下进行的，不同专业学科之间、不同年级之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之间共享着统一的教育资源，很多费用难以用一个科学的标准，在不同的成本计量对象之间进行分割和分摊，即使勉强分摊，也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成本归属的真实性。

　　第三，会计方法和信息技术难以满足对生均成本精准核算的要求。

　　我国公办高校财务属于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一部分，高校财务采用和国家预算一致的核算方法——收付实现制，有会计常识的人就知道，这种核算方法只能对当期实际发生的收入和支出进行计量，不能满足教育成本核算要求，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全面反映当期实际成本。

　　此外，大学教育的学期学年制及其成本形成特点，与会计的自然年度核算制也不适应，导致成本核算困难。国外也有大学采用应收应计制和按学期学年制进行成本核算的，但不是政府的强制要求或为了学费定价，而是基于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

　　第四，生均成本不是大学的实际成本，不是一个精确值。

　　信息公开机制下，大学已经开始公开财务信息，但这只是大学实际发生的费用和支出，不能直接作为学费定价的依据。如果学费定价完全依赖于实际支出，在“以收定支”的大学预算体制和成本形成机制下，可能导致教育成本的非理性扩张，然后转嫁给政府和学生。因此，基于定价目标下的生均成本计量必须预设定额、参数和标准，进行科学测算。在我国，既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成本调查机构，也有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开展这项工作，但专业统计发现，研究结论相差甚远，区间大致为4万元/年到1万元/年，也有极个别的在此区间外。研究结论相差较大的原因，除了地区、校际、时间差异等自然因素外，关键是各自采用了不同成本的计量标准和方法。

　　因此，由于生均成本计量的标准差异和技术困难，希望求得一个生均成本值的绝对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