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

两类人才，一是技术技能人才，一是学术型人才；两种模式，就是把这两种人才的高考()分开。这被认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有关教育改革内容的落实。

教育部()负责人还说，一个人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这是值得期待的愿景。

高考是针对国民教育的考试选拔制度，考试是基本形式，怎么考，考什么，事关公平，影响重大。高考实行两种模式，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对分类招生、分类办学作出调整，这是牵涉高考制度公平性的重要变革，和人的发展高度相关。这两种模式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变化不大，变化大的是高职教育，但一直以来，这种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在《高等教育法》和有关文件精神里，高职教育、高职院校都有突出的位置。所谓高职教育，其一它是高等教育，其二它是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它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阶段。也就是说，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都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它们的区别是培养目标的不同，在国家法律和国家教育体系中，本身并没有地位高下之别。

现实是，高职教育虽已占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高职教育跟普高教育没法比，后者无论在资源投入、师资力量、社会地位、毕业生去向上都优于前者。

一方面，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在不少人眼里，高职院校被视为接受“差生”的渠道，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往往被当成“学习困难户”。“上得了大学，谁还读高职”，更是普遍的社会心理。

另一方面，高职毕业的学生，往往在一开始就低人一等。对社会分工来说，大型的、规范的、薪酬待遇较好的单位，学历是“一票否决”的硬件，高职毕业的学生，哪怕心有凌云志，范围大体上算是划定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择业在双向选择，就业已经高度市场化，社会也是有理性的，这种局面不是谁违法犯罪造成的，歧视、偏见也不能解释一切，但这形成了一种并不正常的社会格局。

每个国家都渴望有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质人才，各个行业、各个组织对招用什么样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判断，谁不想天下英才入吾毂中？但高等教育不是哪一个私人的事，其本质是国家对国民教育的责任。

这种国家责任意味着，它承认差别，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北大、清华。国家责任也意味着提供机会，如果能上北大、清华，大门是打开的，个人要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上不了，还有其他大学可上；如果其他大学也上不了，还有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上不了，也不会被排斥在教育之外。

这样的责任还意味着，每一所大学、每一种教育都不是其他大学、其他教育渠道的附属。它们都是国民获得发展的渠道，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机会，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

中国的考试招生改革是重要的公共政策，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以前，人们把高考叫做“独木桥”。在社会充分流动、人才出彩需要更多机会的时代，高考已是“立交桥”，国民的发展、人才的培育输送、公平的积累增进，在此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