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6月22日晚上9点半，来自崇州农村的复读生杨媛，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 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分数结果公布，杨媛考了454分，比三本线还差6分，她选择了自杀。

6月22日晚上9点半，来自崇州农村的复读生杨媛，和其他54万参加2013年高考() 的四川考生一样，等待着分数公布的那一刻。分数结果公布，杨媛考了454分，比三本线还差6分，她选择了自杀。(据7月3日《中国青年报》)

人常说，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这是最美好的人生历程。但对杨媛来说，如此诗意地生与死显得过于奢侈与残酷：她是养女，家庭贫困，命运被高考两度捆绑，并两度失败。最终，第二次落榜，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年轻的生命，脆弱的心灵，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对很多人尤其是农村孩子而言，高考制度纵有千般恶，它还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上大学可能是他们唯一可资利用的上升资源。就像笔者，一个同样来自沂蒙山区的“农二代”，家境甚至比杨媛贫寒得多。笔者从小便意识到，只有高考，才能让我走出大山，摆脱世代为农的命运。于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便成了中小学 时代的主旋律——你别无选择。

过来人都知道，在备战高考的压抑氛围下，每个备考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之类的“励志”口号，虽说雷人，又何尝不是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备考生之心声？尤其是对杨媛这样的复读生，“没有青春再来一年，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是他们实现逆袭的最后机会，怎能不战战兢兢？

高考之后，便是漫长等待。等待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考生会幻想自己鱼跃龙门，踏进名校；也会从噩梦中惊醒，梦到自己名落孙山。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等来自己的成绩。比如杨媛，打工期间，本来挺懂事儿挺热情的，但到了临近出成绩的那几天，却“突然变得不热情了，不主动跟客人打招呼，也不再和厨房的师傅说笑”。显然，那时候杨媛备受煎熬。她内心是忐忑的，甚至带着点恐惧。她怕自己考不好。

她果然没考好。454分，对一个梦想着“要凭自己能力考出去”有志青年来说，无疑是场灾难。当希望换来失望，当梦想化为泡影，这对杨媛而言注定是个不能承受之重。笔者感同身受。只不过，杨媛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告失败的高考，的确是有点极端了。

感慨落榜复读生之死，我们更要质问教育制度。为何杨媛“不甘心上专科”？杨媛“考出去”无非是想找个好工作，有个高收入。但现实是，在劳动市场中，专科生往往囿于学历因素，而被招聘单位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学历本不该成为专科生、技校生的原罪。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六章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两年过去，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增强了多少？为何没能“吸引”杨媛？这恐怕很值得反思。

杨媛之死，除了个体的无力之外，主要还是制度的不堪。有人寒窗苦读星夜赶考，却铩羽而归、无功而返；有人荒废时光吊儿郎当，却享尽加分润泽、“空降”名校。这样的教育机制，很难说是健康的。健康的教育机制，必须给所有人公平发展的机会，要尽量避免杨媛式的悲剧。

文/徐菊田

(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