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还有不到8天，就是决定会宁全县10282名2013届高考考生命运的时刻，这座“西北教育名县”，此刻也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

高考()成为会宁学生改变命运的方式。

想考复旦的安童是父亲的希望。

19岁的高考学生潘勇和妈妈。

会宁一中是“西北教育名县”的一所重点中学。

“教育名县”甘肃会宁多年高考出了9万大学生 当地人曾坚信唯考大学才能摆脱父辈穷困命运

近年复读锐减家长[]反思不顾一切供儿读书之弊

2012年，会宁县考生的专科上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97.8%，11688名考生，最终有9392人进入大学；会宁当地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也早已达到了九成以上。

考出去，是30多年来会宁人认定的唯一出路。自恢复高考以后，县里一共走出了9万多名大学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会宁学生家长的信条；“一人高考、全家苦供”也是很多农村家庭的写照。又是一年高考时，记者走进这座黄土高坡上的“状元县”，探访这些即将高考的苦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文、图/本报记者武威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会宁一中高三宏志班班主任毛向东经常用汪国真的这句诗激励班里的72名学生。

深入骨髓

考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贫瘠的会宁农村，在那里，大地如一位皮肤皲裂的老人的脸，沟壑纵横毫无生机；在那里，水质苦咸，庄稼十年九旱，绝收是常事；在那里，农民最大的愿望是儿女不要再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

考大学，已成了会宁人的信仰。毛向东说，当会宁的孩子一踏入学校，老师就会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是会宁的孩子唯一的生存道路。沿海的发达省份，孩子读不成书至少还有活干，但会宁是十年九旱，庄稼绝收，孩子的出路就是走出会宁，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高考。”

而如今的会宁县城，物价却已直超甘肃省会兰州，房价高于其地级市白银市，达到4000多元/平方米。毛向东说，这些楼房买主大部分是当年从会宁走出去的大学生，他们工作后挣了钱，买房孝敬农村的父母，“从那些价格高得可怕的楼房里，你就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高考的魔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直观感受”。

在毛向东的眼里，农村家长近乎倾其所有地苦供儿女读书，是令他最感动的事。毛向东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会宁农村人。“我是1997年高考的，但考前两年家里连续颗粒无收，可当时父母和哥哥不管生活困难，硬是每个月给我20来斤面，让我不饿肚子，考上大学。在会宁人眼里，没有考上大学就出去打工，终究是受欺负。”

毛向东班里的学生中，很多人也有着和他当年类似的命运，“他们都是县里学习成绩最好、生活最苦的学生，他们中有单亲家庭，甚至还有孤儿，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身上一件五六十元的校服，是他们绝大部分人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的衣服。老家在农村的孩子都住在学校，每周放假回来，都带着一袋袋馍馍，这就是他们一周的早饭。”

会宁高考能取得如今的好成绩，官方归结于“三苦两乐”精神——“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依靠“三苦两乐”，这个小县城从国家恢复高考以后，一共走出了9万多名大学生，最近10年，更有25人考取清华[]北大。

陪读村故事

囊空如洗也要陪着

在会宁一中旁的东山脚下，坐落着一排低矮的农家四合院。这里原是县城的砖瓦厂，厂子破产倒闭后，员工分割了房子，将房屋略加修饰就租给前来陪读的家长。如今一个四合院，通常都住着四五个陪读家庭，这是当地最有名的陪读村。

19岁的潘勇，是会宁一中高三宏志班的学生，他的家庭也是陪读村中十分特殊的一个。

潘勇和45岁的母亲张进秀住进四合院中的东跨院已经快6年了，老家是离会宁县10公里的鸡儿村。读完小学后，父亲就决定把13岁的潘勇送到县城读书，张进秀则放弃打工，一心一意在县城照顾潘勇的起居，父亲在白银市一家公司开货车跑运输，挣钱养家。

潘勇是个争气的孩子，当时上初一的他，在一次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父亲花了5000元，给他买了一台东芝牌笔记本电脑。如今，这台电脑仍是家中最值钱的物什。

这座陪读屋内摆设简陋，进屋后是一个简易的厨房，厨房的西北角是潘勇的木桌。木桌后，一东一西各放了两张木床。木床中间，是当地人用来取暖的土煤炉子，煤炉的炉管很长，一直通到屋外。会宁冬天奇冷，房间朝向十分阴暗，这让张进秀一到冬天就犯愁，“记得孩子初三那年冬天，我们取暖时险些出了意外，还好那晚孩子被尿憋醒，才把我拉出了屋外，当时我的脸都已经发青了。”

令张进秀最伤心的，是五年前潘勇的父亲在运货途中出了车祸，最终不治。“我哭得很厉害，因为我知道，家里的顶梁柱塌了。”

遭遇不幸的张进秀并没有放弃陪读，更没有让争气的儿子停止学业，而是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但五年来，张进秀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她觉得，找一份朝九晚五，能有空照顾孩子起居的生活太难。母子二人就依靠老家的征地拆迁款过活。如今，这笔积蓄近乎囊空如洗，“在老家，孩子的爷爷奶奶都生着病，每年上万元的花销是难免的。”

父亲走后，潘勇变得越来越内向，对着记者，他并不愿多说什么，他说，自己的高考目标，就是上一所重点本科大学。在潘勇面前，张进秀并没有给儿子太大压力。但私下里背着儿子，张进秀却对记者说：“潘勇一定要考好，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儿子，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希望。”

“一旦潘勇没考好，你作什么打算？”听到记者的问题，张进秀愣了一愣，说：“那就继续复读！”

复读锐减

“上专科线基本就走”

复读，曾是很多高考失败的会宁考生的第一选择，但如今，县城里复读的孩子却正在进一步锐减。

会宁县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高考，往届生的报名数量已经降到了四五百人，这和几年前动辄上千的人数相比有大幅度的降低。而教育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更加直观，2009年，会宁共有10346人达到专科分数线，但全县只录取了5909人；2012年，会宁有11426人达到专科分数线，县里录取的学生却高达9392人。

毛向东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的学生，不考上二本以上的大学，是不愿走的，现在只要上了专科线，基本都走了。但毛向东也承认，复读肯定会给学生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

三年前，宏志班有一个名叫安江的学生高考落榜。在高考前，性格内向的他，成绩一直在班里倒数。落榜后，他仍选择复读，第一年，落榜；第二年，考前一个月他无法入睡，依然落榜。焦急的父亲安继仁把安江送到兰州的医院进行检查，这才发现儿子因为压力过大已患有抑郁症。安江不得不住回了农村老家养病，今年不会再参加高考；而马上，同在宏志班的19岁弟弟安童却要高考。

来到安江的家并不容易，记者沿着田间小径走下一百多米深的峡谷，再从谷底爬上一百多米高的黄土高坡，才总算来到这户简陋的农家。

安继仁是安童、安江兄弟俩的父亲，今年46岁，数年前，因为静脉血栓、肾病等原因卧床了三年，经过不断地药物治疗，慢慢好转，可以下地行走，但他如今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低保过活，家里的情况“全村都是倒数第一、第二”。

而此时的安江并没有更多的话语。或许因为服用药物，23岁的他，前额已经明显脱发。

谈到安江，老父不由潸然泪下，“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什么未来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两个儿子，但老大弄成如今这样，我的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难受和内疚。”

“我不应该逼他的，读不了书，至少还能打工养活自己，可是现在，大儿子每年的医药费就要14000多元，虽然医保能够报销一部分，但剩下的还是一笔大开销，这些都是我的错啊。”

也在反思

“事情做过头都不好”

安继仁说，他这么卖力供两个儿子读书，是因为他的哥哥通过读书考上大学，现在已是一个副处级干部，家庭的环境立刻改观。由此，安继仁深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但大儿子的这场病，却让他有了很多反思：“不顾一切地供孩子读书对吗？我现在觉得什么事情做过头都是不好的。”

安童在学校的成绩不错，他最想考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安继仁也对聪明的小儿子寄予了厚望，“他必须考上大学，这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但是，当安童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羊倌赶羊时，他也会静静地说：“有时候，我也想做个放羊娃，没有任何压力。”

但一切对于安童来说都无法抉择，因为高考考上名校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幸而安童不同于哥哥安江，他生性开朗，“我当然知道身上的压力，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今天又是全新一天。这样，我就能彻底安静下来。”

然而，如果安童考上复旦大学，来到上海又意味着什么？安童说，他只知道：“把这里一整套房子卖了，都买不起上海一个卫生间。”

毛向东说，今年春节，他回到农村走亲戚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户农村家庭，“父母苦供三个孩子读大学，每个孩子读书都贷到了助学贷款，他们就读的大学是甘肃本地的二本学校，可是如今三个孩子都毕业了，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毛向东说，这样的事他会经常跟宏志班的学生说，“我就是想激励他们，不但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名牌大学，这样才有出路。”

会宁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今年，共有18717名会宁籍大学生获得了助学贷款，学生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

(大洋网-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