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现在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官员常在讲话中强调职教的“离不开”，可这些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中国青年报》4月15日)

纪宝成的话虽然尖锐，但已经保留了很多，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不仅市委书记市长，官员的孩子几乎都不上职业院校，上职校的基本都是穷人的孩子。

这不是愤青式的想象，而是有统计数据支撑的。报道引述了调查机构的数字：据统计，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阶层固化”问题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题，也就是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发生的堵塞，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农民工的孩子继续从事体力劳动，贫穷在代际间延续。而“穷人的孩子上职校”背后，就是看得见的阶层固化，显示着贫穷正在代际间传递。

都说学校无好坏，成长在个人，一流大学出来的学生也有卖猪肉的，职教学生也有创业成富豪的，但这些只是个案。不得不承认，越是名牌大学越容易成才。总体而言，名校依然是通用的敲门砖。

并不是说穷人的孩子上了名校，权贵子弟去上中专和职校，那才叫公平，这是对公平僵化的理解，也没有人有这样不切实际的期待。但不可否认的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类在教育上比穷人的孩子更有优势，家族和父母权钱的优势，使他们相比穷人孩子更能赢在起跑线上。

当然，平等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在公平的机会下，通过平等的竞争产生不均等的结果。但是，“穷人的孩子上职校”真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当职校成为农村孩子、中西部孩子、工农子弟的集中地时，当“职校”在现实中被打上“没办法没路子才去上”的标签时，就能看到显性的不公了。虽说现在很多人都说职校很重要，宣称“中国缺少高级蓝领”、“很多蓝领收入甚至高于白领”，但主流的取向还是考大学，考名牌大学。并不是穷人的孩子就考不过权贵子弟，所以只能去职校，而是权贵有能力通过各种关系运作，使自己的孩子免于上职校，而“往高处走”。

都说大学无好坏，职业无贵贱，可这只是一种慰藉人精神的心灵鸡汤，现实是残酷的，选择更是冰冷无情的，正像那么多市委书记市长在讲话中强调职校是多么重要，可没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职校，而是想方设法往名校钻，往海外送，往钱多的岗位挤一样。职业无贵贱吗？价值上是，可现实不是，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给很多职业、学校、岗位打上了穷人的标签。体育运动有贫富，穷人的孩子才会练举重；上学有贫富，穷人的孩子才上职校；职业有贵贱，一些行业正成为社会底层的聚焦地。贫富不是以人的能力区分，而是固化在职业、学校和岗位上，这就是阶层的固化。

这种固化下，一本、二本、三本、职校、中专的区分，不是公平的考试形成的，很多时候固化为阶层的区隔，“下流社会”流向三本和职校，权贵流向名牌一本。这时候，教育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公平的底线，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通道，反而进一步固化着既有格局。虽然名牌大学并没有被权贵垄断，但“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越来越低”提醒着这种危险的走向，一些不知名大学的学生自称为“屌丝学校”，也流露着对阶层固化的消极态度和“下流”的自嘲。

所以，某些领导再不要空谈什么职教很重要了，也别大谈什么“年轻人要去艰苦的地方艰苦的岗位接受锻炼”了，这里只想问：你的孩子被你送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