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小小年纪，他们已经懂得了分数的价值，为了一分的高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也懂得了用分数去讨价还价，通过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甚至随时根据出价的多少任意变换自己的承诺。古人“千金一诺”在现实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许多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们辛辛苦苦花费了3年的道德诚信教育，在高考填报志愿的7天里被击得粉碎。学生前一分钟说的话后一分钟马上就可以不算数，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在中学就已经出现了。

第三，我们的培训正在日益扼杀学生的创造欲望和创新精神。日复一日的反复训练，千篇一律的八股样板，琐碎无聊的应试技巧，已经像磨盘一样一点一滴地磨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性。学生除了课本上的知识点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课本之外的高考不考，当然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学生对于老师讲的东西深信不疑，在课本和老师之外给出答案即是错误，结果只能是学生极为可贵的怀疑精神日益丧失，更谈不上大学极为重视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与养成。大学接受的是没有独立思维的应声虫，想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可谓是“难于上青天”！

第四，目前大一统的高考制度正在人为地割裂中学和大学的有机联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分野，也只不过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而划分的不同阶段而已。而它们之间应当像接力赛一样实现无缝连接。也就是说，每一阶段都应当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每一阶段的后期都应当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和下一阶段的前期相联系，并且学生适应这种变化的过程越短越好。

遗憾的是，目前的高考制度完全割裂了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连续性。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我觉得，应试教育的提法可能不够准确，事实上，它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充其量只能称作应试培训），中学的教育过程被高考过滤了。中学教育正在被异化为高考强化培训班——特别是在高三最后一年，其目的只剩下了一个：考上最好的大学。

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都要不遗余力地做到；凡是和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可以统统舍弃。中学并不关心大学对人才的需求，大学需要的人才在中学也越来越难以找到。两个原本应当建立最亲密关系的人却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既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律，也极大地损害了每一阶段人才培养的质量。难怪一些有理想的中学校长在悲叹：“大学需要的是素质教育，中学生存需要的是应试教育，作为中学校长，我们只能脚踩两只船，还不能让船翻了。何其难也！”

如果上述分析是真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喜欢这样做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吗？非也！君不见，面对社会的质疑和呼声，基础教育工作者凭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激情，在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减负、减压、快乐教育、课程改革，等等，几乎每天都在改革，但收效似乎总是不大，甚至非常脆弱。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行为受外在环境制度的约束。制度激励方向变化了，人的行为随之发生变化。这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看起来，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在招生考试录取制度的改革上。只要目前完全依赖高考分数录取的制度不发生变化，上述分析的弊端和隐忧必然愈演愈烈。

无论基础教育领域出台多少好的政策措施，都无法撼动“应试教育”的根本，最终都会导致基础教育改革动力不足，使改革无疾而终，甚至会越改越乱。比如，教育部()严令中小学不允许补课，于是，课内是减负了，但家长马上寻求课外的培训。所以就会出现中国基础教育的独特现象：学生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很轻松，但放了学和周末就苦不堪言。因为面对这样一种完全依赖分数录取的制度，没有人敢不去培训，让自己的孩子在快乐中输在起跑线上，使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母亲。

换言之，只要目前完全依赖高考分数录取的制度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高校录取除了依据分数（但不是唯一因素）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好奇心等其他综合性因素，那么，中学教育的方向和内容自然会随着指挥棒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和家长所乐于看到的基础教育的改革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这会比任何口号、号召、文件都有效果。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