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全国25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方案相继出台，艰难落实了去年8月底国务院有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指示精神。其中，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终于在2012年最后一天来临之前同时出炉。北京市从2013年起面向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有条件”地放开高职和专升本；上海市以进城务工人员的“积分”来划定随迁子女享受高考的不同权利；广东省则决定以2013年、2014年、2016年为三个时间节点，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的高考问题。

承载教育公平重任的异地高考方案，究竟能否顺利过关，令社会满意？显然，“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方案与彻底推进教育公平的目标相去甚远。

以北京市的“过渡”方案为例，凡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6年，初中毕业生只能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中职毕业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职学校的考试录取；而同样身份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只能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毕业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不谋而合的是，上海市的方案则通过“积分”的形式来分配考生的权利，进城务工父母的“积分”达到规定标准，随迁子女才能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如果父母的“积分”达不到“标准”，只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则其初中毕业的子女只能参加全日制中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职毕业后再参加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高职毕业后可在上海市参加专升本招生考试。

进城务工子女只能上了中职进高职，读完高职专升本，而始终没有平等的机会报考重点高校、名牌大学。让人觉得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被附着了“拼爹”的色彩。

而且，一个本该是促进教育公平，让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能够平等参加高考及录取的方案，却有意无意地拿“职业教育”做挡箭牌，这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尚不尽如人意，职教的生源又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政策难免不会被误读为政府在设法为职业教育的生源“救市”。这一误解的后果，不仅会增加人们对异地高考政策本身的抵制，更会在无形之中使职业教育受到无辜的伤害，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会弄巧成拙地添堵添乱。

就拿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本来同样是高等教育的家族成员，但在异地高考政策的框架中，却被不经意间划归了“另类”，成为弱势者的被迫选择和农民工子女的无奈去处。而如此来自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实质上的歧视，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天弱势，如果声誉和自尊再平白无辜受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诚然，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正如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所言，“必须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资源承载能力等诸多因素，以及统筹兼顾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权益。”所以，“方案”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瑕疵都无关紧要，不能令各方都满意也在所难免。然而，“异地高考方案”既然是冲着推进教育公平而来，其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不能光拿职业教育做“挡箭牌”，否则定然难以服众，难受认可。

在国家高考继续执行按省市切块分配录取指标的前提下，放开“异地高考”，必然会影响到城市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无异于自切蛋糕，自割股肉，于情不忍、于心不甘，甚至产生内心的阵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都不能成为放慢改革、阻滞发展的借口，更不能以不成熟、不合理的对策去糊弄百姓，把职业教育当作“挡箭牌”来应付舆论。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