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是核心改革目标

10月31日下午，记者在文学院旁听了该院全体教师大会。欧阳友权在会上宣读了文学院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并且一再强调要教师们回家后“字斟句酌地看”，“因为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左高山说，这段时间，全校所有院系都在开会讨论改革方案，由于下一年度就要付诸实施，时间很紧迫，“对学院而言，权力下放以后肩负的责任很大，必须高度重视，如果做不好，可能就要挨学校的板子，况且这场改革涉及每个人的利益，不能不慎重”。

在中南大学的改革中，放权是核心改革目标。比如在关乎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岗位设置与聘任、高级职称评审、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研究生招生录取等方面，二级学院获得自主权。

“评职称看论文数量还不是最让我们头痛的，我们最担心的是评审标准不统一，一年一变，把我们折腾来折腾去。”化学化工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说，学校层面评职称最大的问题是标准变得太快，“今年这个标准，明年那个标准，随意性太大，弄得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努力，也许按今年的标准努力了明年就不行了，很不公平。”

这次改革，中南大学也向这一积弊开刀了。7月，张尧学在全校中层干部校内改革动员大会上称，学校对教授、副教授的职称晋升，不再设太多限制条件，包括英语和计算机能力条件等，今后都将逐步取消。

“应该由学院根据学院和学科的特点，自主设置。这些条件，可以要求论文、也可以不要求论文，要考核申请人的水平和能力，以及社会和学校同行的公认度。切不可唯论文的篇数多少判断申请人的水平与能力，要根据学科的不同全面评价。”张尧学说，“我们不能用论文的篇数多少去考核我们艺术学院的老师，他们是以作品为主的。他们是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作曲家等等，让他们写论文是写不出来的。他们只有作品、有好的作品就行。我们也不要以论文的篇数多少来决定临床大夫的职称晋升。现在听说护士评高级职称都需要写多少篇论文？好像有点儿荒唐。”

不以论文论英雄，文学院早有先例。欧阳友权说，学院的阎真教授，就是凭作品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进来的，“文学作品只要有影响力，跟艺术创造的成果一样，可以作为职称评审的材料”。

然而，这次的改革中，文学院在制定本院的职称评审文件时，还是对论文作了要求。“我们这种学科还是要有论文，不要求论文，就谁都不写了，文学院不写论文了，就会变成语文教研室。我认为，论文还是体现学术研究能力的重要尺码。”欧阳友权说。

吴敏也称，在信息工程学院，论文仍会是重要的职称评审标准，这一点不会放弃。“但条件可能会粗放一些，不会限制得那么死，目标是要把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确实可以晋升的人选出来。”

除了职称评审，二级学院在新进教师的遴选、二级学科的设置、研究生的招生录取等方面都扩大了自主权。

从2012年开始，学校甚至把岗位津贴切块包干下拨给了学院，由学院自行制定各类工作人员岗位津贴分配方法。原来的方式是，教职工的津贴每个月先由学校发60%，剩下的40%年底再结算，现在，改由学院根据个人的教学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决定下一年的津贴和奖金。

对于放权的做法，鲁安怀认为切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病灶：“大学真正能够建设得如何，关键在二级学院。各学科千差万别，学校出台一个政策一刀切，效果会很差，必须尊重不同学科的特点，赋予学院自主权。这一步迈出去了，学院机制好了，大学才能办得好”。

重构教授委员会

然而，放权之后，如何应对各类改革中经常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避免学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也是张尧学所担心的：“权下放后，如果学院没有建立相应的权力使用和监督机制，可能会造成谁有权就把资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出现比学校管理时更加糟糕的现象。这样的改革肯定就是失败了。”

他说自己也听到一些反映，建议学校不要把太多的权力下放到学院，“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后可能会更糟糕，因为缺少相应的管理和约束机制。”

中南大学的应对策略是借重教授委员会。张尧学说，以后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等事情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例如人事委员会、分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进行讨论，有了相应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为了防止教授委员会的利益小集团化、圈子化，学校重构了教授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为委员会委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

张尧学说，这是为了保证院里的每个教授都有机会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并参与决策，“这样的好处在哪儿呢？第一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制约。还有一点，就是新任委员在开头的几年不大可能犯大错误。”

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已于今年9月选举成立，左高山说，组成人员有9人，是由全院教授和副教授投票选出来的，“我作为院长票数最高，但我主动退出了教授委员会，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工作的独立性”。

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对赋权和重新构架教授委员会表示赞许。

欧阳友权说，这一改革的初衷很好，也是为了教授治校。他说，学院办学时，有时候会遭遇外界干扰，比如录取研究生时，就经常会接到有关方面打的招呼。以前他作为院长，一个人顶不住，以后这些事就都交由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学院的抗压性可能会增加。“不过，最后能执行成什么样子还有待观察”。

左高山也说，教授不能只关注自己的事务，也要花时间放在公共事务上，“既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明确是为了落实教授治校，教授自身应当珍惜，这不是说去当行政领导，而是要站在全院的立场上对人才培养、科研方向、学院发展等重大事项把关，发挥监督职能。如果让这个改革变了形，那就太可惜了。”

“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张尧学曾在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这样解释这场改革：“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发展的等待。”

2000年，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的巨型大学——中南大学，其母体学校原本只在民间的大学排行榜上徘徊于三四十名之间，合并后却因强势学科的剧增而直升至全国前20名之列。攀升幅度之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绝无仅有。

在张尧学看来，虽然中南大学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他对这所大学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口号，呼吁全校要有危机感，要通过改革把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环境以及机制和体制建起来，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

但现实与目标的差距让他产生了忧思，在学校的一次大会上，他这样盘点家底：“虽然学校有16位院士，院士数量很多，工程院院士数量在全国排第二位。但是，我们优秀青年教师人数和能在全国有点影响的就很少了，我们虽然有34位‘千人计划’人才，但是‘千人计划’有一个培养过程，真正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尚需一些时日。另外，我们的长江学者和国家杰青获得者少得可怜，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也非常少……总的来说，我们在人才队伍上有亮点，但亮点下面也还有大片的黑地。”

张尧学对科研经费和规模和产出并不满意，他头脑里有一本账，也经常拿出来跟教职工念叨：“2011年，我校的运转经费是30个亿，清华是120个亿，华中科技大学()去年的运转费也是40多个亿。而我们是5.3万名学生，其中3.5万名本科生，学生数在全国是第五位，清华有3万多名学生。”

他对大学行政部门的臃肿也颇有微词：“教育部是大部，也就470个编制，管理全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还有留学生等等。我们的机关有30个处，有600人！还不包括校领导、二级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包括我们的保卫、后勤集团等的工作人员。大家想想看，是我们的工作多，还是我们的机关大了？！”

他甚至还会批评学校的品牌建设，“我到中南大学来，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跑到武汉去啦？”在一次校内的讲话中，张尧学直言，“人家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关心你是不是一所特别好的大学。”

在张尧学看来，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要解决，只能靠改革。

陈儒军很支持改革，他甚至认为：“不仅中南大学需要这样一场改革，整个中国高校都需要这样一场改革。”

左高山也表示：“张校长来我们充满期待，对他的改革也很支持，我所了解的学校绝大部分教职工也都持支持态度。他是真正懂高等教育的，看到了大学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线图，一步一步来，值得赞赏。一个学校要有改革才有活力，固步自封不可能有发展。”

吴敏也认为，中南大学“不改革不行”。他说，改革能否成功，关键看能否以人为本，“要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凝聚共识，不能简单化、理想化，如果能平稳地慢慢将一些不合理去掉，发挥合理的东西，改革就成功了”。(记者 叶铁桥)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