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上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首次明确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准入门槛组成部分，并阐述家长基本条件是“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学生的条件是“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

一场关于异地高考门槛的大讨论就此展开。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槛”早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门槛的高低，将直接牵动几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利益。

专家说

就怕“移民的压力不但解决不了，

移民的动力反而会增强”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书国务院及教育部对“异地高考”方案提出建议的15位学者之一）：教育部的回应，真是千呼万唤，不过这次相对正面的回答，也算是有了进展，没有白呼应，值得肯定。但从内容来说，我是不太满意的。这是一个“补丁”式的政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最根本的是“高考移民”的源头——公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从提出的“三个条件”来看，学生的学籍年限怎么定？你定了8年，6年学籍的怎么办？定了6年，5年的怎么办？还有“行业符合城市发展需要”，这个怎么衡量？行行出状元，在北京能工作那么多年，你能说他的行业不符合城市发展需要？

从反向来说，出台了这些规定，家长就更有“奔头”了。可能以前还是一个盲目模糊不确定的状态，现在想，既然学籍多少年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我就算一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到北京来，让他读满多少年的书。家长为了孩子都宁愿吃苦，把这些要求一条条都达到。“移民”的压力不但解决不了，“移民”的动力反而会增强，到头来就是“费力不讨好”。

“‘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规定，

笼统含糊，相当于多划了一道线”

刘练军（法学学者，上书国务院及教育部对“异地高考”方案提出建议的15位学者之一）：“稳定住房”从严解释的话，应该是要有自己的住房，能达到这个条件的前提就是有稳定的工作了，这样就剥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我的主张是比较宽松的，不要以产权来判断是否是稳定住房，只要人在北京就可以。学籍的话，我觉得一年以上、含一年也就够了。而那条“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规定，笼统含糊，相当于多划了一道线，多设置了一道门槛，难保不会被利用，使得出台的政策最终流于形式。

随迁子女高考问题，不是单纯包括北京，还有很多大城市。如果政策真的实施起来，本地考生与之前那些届的考生相比，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从总体公平的角度来说，没有影响。为什么教育资源明明已经非常丰富的城市，反而分数要低那么多？考生已经享受了30多年的优惠了，在公平的道路上步子稍微迈得大一点，有什么不敢呢？当然，对于居住在边远地区、基础教育薄弱的少数民族考生而言，教育公平尚需通过平等保护外的差别原则给予一定的照顾，否则绝对的平等原则在他们身上会导致一种结果的不平等。

外地家长说

“从初三就过来，跟北京孩子学一样的内容，有什么怕竞争的啊”

高女士（石家庄人，在京从事文化服务工作）：2008年的时候，我们把儿子从石家庄接到北京，在朝阳区一所普通小学读五年级。2010年划片就近入学，上了朝阳区的初中，今年开始读初三了。

从我们家长角度来说，也觉得要有一定的门槛，不能完全放开。比如学籍方面，我们就提出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孩子得至少有4年的学籍，最晚从初三开始就得过来，高中也得在这上。这样的话都跟北京孩子学一样的内容了，水平也差不多，有什么怕竞争的啊？

但对家长还要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就不好了。我们家庭条件还可以，夫妻双方都有固定工作，有社保，在我了解到的类似家庭中，算是中等偏上了。还有很多没有社保的家长呢，孩子都是在北京生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在北京读书了，学籍那么长，怎么不能让人家在北京高考了？房子方面，现在有限购政策，交5年社保才能买，不是说想买就买的，要是出台一个“有房子且得满多少年”就卡住很多人了。还有“符合城市的需要”，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人呢？到时候又说“我们要建设国际化、高科技城市”，难道不需要卖菜的、做生意的这些人吗？

孩子就是应该和父母在一起。如果因为学籍的问题拆散家庭，我觉得是非常残忍的。我认识一个四川的单亲家庭，父亲和孩子在北京相依为命。孩子比我儿子大一岁，去年初中毕业，就回老家读高中去了。还有类似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收费特别高。有一对父母在北京做生意，卖茶叶的，女儿也被送回老家读书，孩子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教育部打这么大的“雷”，要解决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很担心一说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制订方案，有些地方就开始拖，或者单看各条标准都还可以，合在一起看，符合条件的也就10%，但这也算出台过政策了，这一页是不是就翻过去了？

北京家长说

“孩子不怕竞争，怕的是恶性竞争”

张帆（孩子目前上高一，自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碰不上外地学生的竞争）:我觉得我的观点比较中立，门槛要设，但不宜设的过高。比如有固定住所，我认为未必非要是有住房。住房现在的成本太高，你说一个建筑工人，在北京盖了十多年房子，他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不是应该在北京解决？我觉得应该，但是他们肯定买不起房子。

这方面可以放宽一些，学生在北京学习的年限，我认为应该从严。就读高三一年就参加高考，这样肯定没法接受。说白了，我们拥有在北京读书的资格，不也是从小学读起么？现在说从小学读起也许不现实，那么从初中就在北京上学，读够六年，与北京学生拥有同样的教育经历。我认为这个门槛不算高，而且对于新北漂一族来说，应该是个能够接受的门槛。

现在我们的教育讲究素质教育，要逐渐摆脱应试教育，那首先就得降低学生的应试压力。现在的孩子压力已经很大，如果再无限制地将外地坏的经验带进来，那只能让更多的孩子受害。孩子不怕竞争，怕的是这种恶性竞争。难道今后北京的孩子也得打上吊瓶才算公平？

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应该把资源多放到外地去，别一股脑的都留在北京，教育资源平衡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想方设法地“移民”，也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闹出这么多矛盾。

利害

借读生、留守生

门槛越低普惠越大

异地高考的门槛变化，将牵动多少人的利益？

有几组数字似可作为注脚。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

同样是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共有外省市借读生488520名，刨除8332名外籍学生，仍有逾48万外地生。这48万外地学生，将是异地高考门槛高低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而这48万人，还没有加上因教育政策未能随父母来京，在家上学的留守学生。这一数字没有明确数据，据教育部部长的表态，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的数量有1000万人。

曾有相关机构推算过父母在京留守学生的数字。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北京流动人口的平均户规模为2.28人，若以此数字除以上述外省市来京常住人口数量，约可估算出北京共有非户籍常住家庭309万户。排除单人未婚等特殊情况，已婚家庭约有260.8万户。如以一个家庭一个儿童计算，将至少有261万子女。据统计数字显示，父母在京儿童留守的比例约为45%，则可计算出留守儿童数量约为116万。此数据是现有借读生的2.4倍。

门槛抬一级

刷下上万人？

即便不计算这些留守儿童，门槛的轻易变化，仍会涉及上万人的利益。在关于随迁子女高考门槛的表述中，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什么样的学生跟我的本地生是一样的。”

按此标准，则有数量不同的学生入围。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北京上高中的异地学生为15556人，初中为73958人，中等职业学校为62593人，若将高考门槛设为“在北京上过小学”，这十余万人将可能被排除在范围之外。如果门槛提高到幼儿园高度，则又将有近27万已升入小学的学生可能失去受惠资格。

毋庸置疑，门槛越低，普惠越大。但从另一个人群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2011年，北京高考考生人数约8万人，是近六年内人数最少的一次。高考人数持续下降的京城，高校录取分数线并未见下降，若异地高考“生力军”加入，京城高考势必更加激烈。以目前异地借读初中生7万人的数字计算，异地高考开闸至少将京城考生提高两成。

这一计算，仍未将在家乡苦等高考开闸的留守学生计算在内。

虚拟

民间自制

“门槛标准”

实际上，网络之中早有汇集民间智慧的“门槛标准”，虽纯属虚构，但其中许多标准与教育部的表态却有暗合之处:

（一）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二）北京、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三）父母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在工作和生活所在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原则认定为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的证明包括：工作和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单位出具证明、工资发放依据、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之一），租房合同（或房产证）、水电费收据等；

（四）作为以上建议的补充建议，应尽快实现本城市区域内部的中、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公办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相对均衡，居民子女能够就近上学，杜绝“择校”现象。同时，严格控制学籍的有效性，彻底消除高考移民的投机行为。

主笔：吴楠 魏婧

素描：宋溪 H185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