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蓬安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教育部长袁贵仁回答该报记者提问全文。谈到高考()改革话题，袁贵仁表示，将会同有关省市，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出台有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异地高考”方案。(8月18日《新京报》)

近几年，随着国民权力意识的增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和升学考试的问题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通过多年的努力，劳务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依然有不少农民工子女在诸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无法上公办学校，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所有在劳务输入地上学的孩子，均不能在劳务输入地参加高考，只能回原籍参加高考。而因为各地所学、所考内容存在差异，目前高考制度对他们构成了明显的不利。

之所以造成这一问题，就因为目前高考制度所人为制造的“高考割据”现象。

中国的大学招生，并非完全按照考生成绩在全国排队，而是先将各校招生名额分配到每个地区，在这个名额分配过程中，教育越发达的地区，越是便宜占尽，考生更容易上名校、上大学，从而导致甲地成绩好的学生上不了名校，而乙地成绩差的学生却能上名校；甲地成绩不错的学生上三本甚至大专，而乙地成绩不咋的却能上一本这么一个明显不公平的现象。而这种明显不公平的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就因为制定高考政策的“顶层”，家人都生活在这些优越城市。换句话说，这样的政策对“顶层”的后代更为有利。

网络上有一个案例，说一名湖南籍农民工，偶然间和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天，发现他俩竟同是1999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该民工当年考了523分落榜，而设计师当年在北京考了421分却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导致如今两人社会身份的迥异。

估计正是因为全国统考所带来的明显不公有违社会伦理，教育部才换个方式，让各地自行组织高考，以“不同试卷，分数不具备可比性”来缓解各地考生因直接对比所带来的刺激。但这样的改变，其实是利益集团掩耳盗铃。今年高考之后，社会对“高考不公”问题的反响也是创历史性的强烈，以至于有人专门研究出全国考生上名校的几率，发现安徽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北京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北大。有人算过，北京考生上北大的机会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而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更是全国考生平均数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实际上，北京大学已经成了北京人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已经成了上海人的复旦大学。可这些名校的经费，却是由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央埋单。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供养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却成了北京人、上海人的大学。很明显，这是名副其实的穷人供养富人，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赤裸裸的掠夺。

教育资源优越的地区，上大学更能受到照顾；而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考生却受到政策歧视，这估计也是“中国唯一”，明显违背现代社会伦理。正因为大学招生中存在着的诸多明显不公，才导致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每年还好意思打击“高考移民”，我真为他们害羞。如果政策讲究公义，不去人为地制造“高考不公”，还存在“高考移民”问题吗？教育部打击“高考移民”，实际上还是在玩“只许官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一套。

有关高考改革话题，袁贵仁面对媒体总是支支吾吾，反映出下一步出台的改革方案将依然是“见不得人”的玩意儿。

如果教育部果真践行胡总书记“权为民所用”精神，而不是“权为利益集团所用”，就应该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立场上，将公平放在首位去实施高考制度的改革，对所有地区不偏不倚，而不是仅站在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的立场上去思考全国高考改革的问题。

笔者以为，最为公平的高考改革，应该是各大学以同一个尺度在全国录取新生。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恢复此前的全国统考制度，同时取消目前向各地分配名额的做法，让每一所高校，都能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考生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让全国每一位考生，都能按照自己的考分和意愿选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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