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的腐败案例，似乎也将人大自主招生牵连进来。近日，有媒体报道，人大自主招生存在疑似黑幕，据曝曾有11岁富二代上本科，以及人大艺术类自主招生的幕后交易行情高达100万的报料。(12月15日《新金融观察报》)

　　即使以上爆料最终经查证属实，也不能归咎为自主招生的原罪。自主招生本身既是对国内高考()模式的革新与完善，在大一统的高考录取之外，为高校和学子们提供更多元化的双向选择，也符合国际惯例。

　　人大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的腐败，并不能证明自主招生有错，恰恰与之相反，其深层次原因来自于高考资源的过度垄断尚未被打破，包括招生在内的各种权力，集中在少数高校管理者手上，与此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系，因此才会有目前曝光的种种猫腻，也让公众对此有更多的灰色想象空间。

　　自主招生符合高考制度改革发展的大方向，不该为蔡荣生之类的权力腐败背书。当高校资源目前尚处于准垄断状态，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享有的资源扶持差异悬殊，而高校行政化管理体系，又决定了各种资源的调配自上而下，很容易就会出现一言堂和利益寻租现象。因此蔡荣生可以轻易将招生这一本属于高校选拔人才的途径，异变为中饱一己之私的盘中餐。

　　当然，目前的自主招生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要即是公开透明度低下。如果能够全程向社会公开，谁还会如此胆大妄为，不怕被发现？可以说，恰恰是自主招生在高校与公众之间有厚厚的帘子，才导致“灯下黑”，公众因无从知晓而不能行使监督权利。因此，自主招生需要设立更多的信息公开环节，比如自主招生从招生、初试、复试到录取，相关考官与考生信息都应公开。同时建立通畅的处理渠道，方便公众发现异常现象后予以举报。

　　而高校在自主招生中有一定的补录名额，破格和补录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是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这属于典型的制度后门，要么应予以取消，要么相关补录流程也应彻底公开，不能再遮遮掩掩。对其他的制度漏洞也要加以完善，最大限度避免补录成为幕后交易的特殊通道。(广东 媒体人 毕舸)

（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