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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的会议，大家都很紧张，会议日程安排的非常紧，中午都不休息，下午的会议一点半就开始了。上面有两个会议报告，特别是吕萍主任带给我们的有关于EI的报告，现在EI已经成为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重要的衡量指标，EI收录的文章都有科研奖励。但是如何能够让你的文章能够被EI收录，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特意邀请了吕萍为我们讲一下，EI收录的程序和技巧。她对我们的会议很支持，我们这次会议有两本英文论文集，这个英文论文集为什么要在《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出版一个专辑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刊物是EI收录的源刊，所以在这里出版专辑，就有一种渠道把我们此次会议的论文报上去，报上去以后系统检测一通过，EI就可以收录。系统的检测就是对论文关键词进行检测，要核对EI叙词表，一篇文章起码要有两个或者三个关键词能够跟EI叙词表中的叙词匹配起来，系统才能通过检测。所以，吕萍主任对我们这次会议是给予了非常大的关心和帮助的。我们本次会议的英文论文集是可以被EI收录的。

       刚才几个小组的代表都做了很好的总结，对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都做了很好的回顾和归纳，都讲得非常好，我觉得他们讲到的很多方面都很好，我这里就把这里几天的情况，这一天半里大会的情况简单的归纳一下。我主要谈到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的基本情况，我们这个会议的基本情况就是，我在开幕式的时候也讲了，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想法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在2006年的时候，教育部主管科技的赵建平副部长向我们的校长顾海良建议，他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做的大学排名在国内影响很大，（公众）也很认可，但是在国外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还不如其他有些单位做的排名影响力大，所以提议我们要不要开一下国际会议。顾校长（时任武汉大学书记）回来之后就跟我讲，我们要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是2006年时候的事情。实际上，我们2004年已经开过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原来的题目是《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国际研讨会》，但是我们把会议的主题改为《大学评价与科研评价国际研讨会》，这是大会学术委员会商讨之后做出的决定。那次会议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230多个代表参会。今天我们这个《第六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也得到了学术界和高教界的支持，我们参会的代表原本有15个国家，但是有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等好几个代表没有拿到签证。所以现在我们的代表是来自于11个国家，（国内代表）来自中国大陆28个省份，200多个单位（其中有100多个高校），我们开幕式那一天外语学院报告厅360个座位基本上都坐满了。所以，这个会议确实是个盛会，国内外的学者聚集一堂交流成果的盛会，也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大家都感受到了，大家都亲自参加了，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会议有好几个特点，我简单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参会的机构都具有权威性，权威性体现在我们参会的机构代表都具有权威性。《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中长期规划》中第四十条专门讲到一句话：“要探索与国际高水平的评价机构的合作交流。”高水平的评价机构我们算了一下，美国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ＵＳＮＥＷＳ）、英国是《泰晤士报》，这些机构都是国际高水平的评价机构，我们都把他们请来了。在计量学方面，国际上最权威的就是“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这个学会的主席鲁索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２００４年的会议我们也请他来了，今年他又来了。我们这次会议的时间也是根据鲁索先生的时间来定的，因为他其他时间都排满了。原来我们想在十月份开，后来改到１１月，就是考虑到国外代表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的这些机构是很有权威性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些最高水平的机构。我们来的这些代表也是很有权威性的，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都是具有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第二个特点是广泛性，我们开一次会那么多的国家，特别是我们国内呢有２８个省份，代表来自的地区非常广泛，而且代表来的部门也是很有广泛性的，有高校的、科研院所的、还有公司的，代表分布非常广泛。我看我们代表的年龄分布也很广泛，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年纪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有二十多岁，看到这些年轻人我们也非常高兴。原来我参加中国索引学会会议的时候看到下面坐的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看到我们这次的代表很多都是年轻人，大家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而且有研究成果跟大家交流，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第三个特点是学术性，研讨会办得怎么样，学术性水平高不高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这次发给大家的资料是三本论文集，征文非常踊跃，２００多篇文章，我们没有全部收录，经过专家评审把主要的文章重点的文章收录进去，我们英文论文集是１１２篇文章，刚开始我们定的数量是１００篇，后来考虑到有些文章确实很不错，而且又很有代表性。有些年轻作者写的文章都很不错，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研究。所以从文章来看，学术水平是比较高的。有些代表们写了中文，有的来不及翻译了，问我们中文行不行，后来我觉得只要能够进行交流，只要能够反映研究成果，中文论文也可以，会议收了一些中文。中文论文集我们的记者同志看了觉得中文论文集很好，她要了一本还要一本，说是带回去给她们编辑部主任看一下，说明论文的水平比较高，学术性很强。第四个特点是国际化水平，我们这一次的会议与０４年相比国际化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会议，当时我们联系鲁索的时候，他首先就提出这个要求，要用英语进行交流。所以这次会议我们出版了英文论文集，我们的手册和宣传资料都是中英文对照的，我们的大会报告也是用英文报告的。开幕式的时候有些领导官员到场致辞，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讲中文，所以开幕式的时候一些领导讲话是讲中文，国外代表讲英文，所以这是中西结合、中外交流。我们的外国代表是非常认真的，伊朗的两个代表早就动身了，到了北京之后耽误了一些时间没有及时的赶到参加第一天的会议，昨天晚上才到这里，昨天晚上到了之后已经很晚了，到了宾馆房间之后马上开始准备ＰＰＴ，今天早上很早就到会场做报告。所以这些代表们的态度非常认真，体现了我们的国际化水准。另外，我们的国际化水准还体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上，很多论文都涉及到了国际问题，有的是中外对比研究，有的是对外国研究成果的介绍。所以，我们这次会议的国际化水平是大大提高了。我归纳了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三点我想谈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收获，我们这次会议的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比如说大学评价，大学评价要不要做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大学评价都是需要的。去年５月份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揭露了武书连乱收费的问题以后，引起了大家对大学评价结果的怀疑，大家都想知道能不能产生一个客观公正能让大家信服的大学评价排行榜。所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邀请我去介绍我们的评价方法。５月２０号去录音，就在北京世纪坛下面的地下室录音，录了两个小时，后来５月３０日节目播出来之后是播了一个多小时，实际上也加上了电视台的一些观点。这个节目的题目就是中国大学要不要排行榜，后来正方反方大家都统一了认识，大学排行榜肯定是需要的。当时我就提出大学排名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和趋势，中国也不例外。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科学的管理，没有科学的管理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这四句话是我们０４年提出来的，当时《科学时报》的记者张其瑶就把这四句话登在科学时报上。所以说评价肯定是需要的。《国家教育与发展改革中长期规划》第３３条和第４０条都明确提出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加快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校评价模式。所以这个中长期规划里面都明确规定了大学评价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次会议的意义就是贯彻落实中长期规划的精神，来推进科学计量学和大学评价的结合。也有人问为什么把科学计量学和大学评价这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是不是你自己搞这个领域的所以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我们中心宣传册的主人寄语里面专门讲了计量学与大学评价的关系，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知识计量学，我们把它称为五个计量学，简称“五计学”。五个计量学的理论、方法、指标、模型都可以在教育评价里面应用。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科研管理、科研评价领域里面应用，现在我们把它扩展到了教育评价学里面，后来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应用到了企业评价里面，评价的应用领域不断的扩展。社会对评价是很需要的，中长期规划里面也提出了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提出了怎么去建立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２００４年我们邀请了周远清部长来做报告，当时教育部对于怎么样去评价还没有确定，当时还有一种倾向想让中国高教学会来做大学评价，当时周济部长也找了周远清部长谈话，周远清部长非常支持。２００４年邀请周远清部长的时候，跟他秘书联系，他马上就答应了，来了之后做的报告题目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在怎么评价的问题上，我们采用的是分类评价的原则，分为重点大学、一般大学、民办大学，我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过去大多是采用定性的评价方法，我们的评价大概有这么几个发展阶段。五十年代的时候，是长官意志，领导评议，领导说了算，领导说这个好就是这个好，后来觉得领导有时候是外行，他说的不一定准确。于是就发展到专家评价，就是请一些专家内行来评价，这就是所谓的同行评议。采用同行评议以后发现很多问题，主观臆断、讲求关系，例如，学生的成果老师在那里评肯定评得好，另外，不同的学派对问题的观点也不同，很多因素交织到一起，主观因素影响很大。后来就引入了定量的评价，我们能不能用指标评价法，搞一些指标来进行量化评价，我觉得定量评价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应用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消除了很多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提高了评价的速度，都是数据计算。但是后来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唯量化论，什么东西都量化而且是百分之百的量化，这又跑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后来我们又提出综合评价。就是把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起来，既要发挥专家评价同行评议的作用，又要有一定的定量内容，要用定量的方法尽量的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把二者结合起来。评价大致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过程，现在我们采用的是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分类评价，２００３年的时候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院、工程院五个部委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该决定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分类评价。所以我们在做大学评价也好在做专业评价也好，都是采用分类评价的原则。大学评价要做、怎么做，在凤凰卫视的时候主持人胡一虎也问到了这个问题，还有邮电大学的校长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作为校领导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大学评价的结果。前面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做大学评价，我说了几个原因，第一是社会需求，学生、家长、高效管理者、教育管理部门等等都需要，如果大家不需要的话，大学评价不可能存在发展下去；第二是社会责任，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有责任去满足社会需求，这是我的专业学科和研究领域，就是把计量学的东西运用到教育评价中；第三个是难得的机会，２００４年的时候中宣部把《中国青年报》作为改革的试点，引入社会基金在中央媒体进行股份制改革，当时引入北大青鸟投资两个亿占了４０％的股份，两个亿用来干什么，就想立项目，他们派了几个小组到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考察，回来之后每个小组都谈到，说国外很多媒体都在做大学评价，做了大学评价之后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它的社会关注度大大地提高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做大学评价，那么谁来做呢，当时就招标，中国网大、武书连、还有我们评价中心都参加了竞标。我们评价中心是２００２年才成立的，也是根据教育部和科学部的一个文件“鼓励高等学校成立面向社会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２００４年竞标的时候，其他几家机构都已经公布了大学排行榜，我们当时还没有发布大学排行榜，但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决定由我们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来做这个评价项目。《中国青年报》每年给我们５０万，我们研发的评价结果公布在《中国青年报》上，社会反响非常大。所以你们去看《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７月８日以后每天都刊登大学排行榜。那么怎么去利用这些评价结果呢，我说第一要重视，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它的社会影响很大，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认可不认可，它的社会影响很大，报纸、媒体、网站到处都有，所以你要重视它。我说第二你要分析，这个排行榜是谁做的，这个机构有没有权威性，他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他用了什么评价指标和方法，是不是科学合理客观公正，你都要分析一下。第三个是利用，我常说高明的校长就很擅长于利用大学排行榜。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讲过，我作为教育部专家去做同济大学本科评估，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后来他们送我两本书，一本是蓝皮书，一本是白皮书，白皮书是同济大学校内自己的评价，蓝皮书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同济大学的评价。同济大学的校长，后来调到科技部工作，专门找到我，说他们非常重视大学评价。我也注意到有些人口头上讲反对大学排行榜，实际上是非常注重自己在排行榜上的位置，还是在利用排行榜。我也看了一下有关于大学排名的文章，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大学评价是肯定有必要做的。在做法上就是坚持分类评价，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些部门怎么用，管理部门、学生及家长都可以用。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也注意到大学排行榜在美国影响力非常大。美国高中的学生和家长在择校的时候首先就去看大学排行榜，比如说学生想学经济学，就先去看经济学排名前１０名的学校有哪些。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

       我们具体的收获，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些合作平台和合作机制，除了大会交流以外，昨天晚上我分别去拜访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莫尔斯先生和《泰晤士报》的费尔·巴蒂先生，我们口头达成了一些协议，一个就是数据交换，国外的数据可以给我们，我们的数据可以给他们进行交换。当然还没有正式签协议，只是达成了一些意向。第二个是人才交流，我们派人去参观国外的机构是怎么做大学评价的，全程追踪他们的评价过程，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２００６年我们第一次公布世界大学排行榜之后，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院士专门从合肥跑到武汉，通过校办找到我，他来的目的就是想要考察我的大学排名。他说这么多的指标、这么多数据、这么多学校你是怎么对它们进行排名的。我们就把我们的评价过程演示给他看，我们原始数据怎么导入、怎么计算排序、怎么导出结果，他看了之后竖起了大拇指，说我们的态度很严谨，然后委托我们做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咨询报告，一个是山东大学的报告，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说他有五个弟子，都做得很优秀，但是在国外的影响力怎么样我不了解，你能不能把这五个人排序。我问他是什么用途，他说要用这个排序结果作为推荐院士候选人的依据。我们接受了他的委托，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评价结果不要公布，只限于内部使用。我们的合作意向，一个是数据交换，一个是人才交流，一个是数据发布，国外的机构答应，可以帮我们发布我们的成果，所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建立了交流的平台，初步建立了一些合作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第三个我们也公布了一个创新指数排行榜，今天武汉四五家报纸都已经发布了这个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布创新指数排行榜，发布的目的也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再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改进。创新问题是一个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创新型国家，这是都是国家的战略方针里面明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有影响的、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很少几乎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创新不够。大家也知道，温家宝几次去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现在学术界称之为“钱学森之问”。所以我们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的大学创新能力如何，到底水平有多高，我们想做一个评估。因为高校现在是国家创新的主体，现在我们７０％的论文和６０％的专利都出自高校，国家三大奖励里面一半以上的奖励都是高校获得，所以高校的创新能力就关系着国家的创新能力。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学术交流、成果交流比较深入。有很多好的研究成果，我看了以后确实很受鼓舞，我没有想到那么多的年轻人都很关心计量学和大学评价，也没有想到我们那么多的年轻人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很多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新的观点，所以我们这次很突出交流。我们的大会报告有１５场，三个分会场安排了５２场报告，这些报告都是代表回执里面写的要求发言的。我们大会交流、小会交流，会下还交流，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交流还是很深入的。调查问卷主要是对外国专家进行的。本次大会的学术交流还是比较广泛比较深入的，促进了一些新的思想火花。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详细再讲了，总之呢，我们这次会议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一些目标，原来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代表出席。我们正式注册的原来有１７０多人，后来实际参会的有２７０多人，规模大、水平高、收获也是很大的，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也是国内外代表在一起很好交流的大会，希望能给各位留下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