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高翔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

　　从总体上讲，我赞同袁贵仁部长的观点，即“质量”可谓是我国高等教育在2016年或者今后更长时间的关键词，是工作的重点。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在办学规模、升学比例、专业结构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步，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总体水平跃上了新台阶。然而，就高等教育质量而言，我国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其中包括我们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在这背后体现的核心育人理念——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专业知识和综合素养的关联，各类高校应该如何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毫无疑问，提升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是2016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我们面对的极其重要的教育关键词。

　　与此同时，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人才培养永远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因此，我们对“质量”这一关键词的理解应该是全面和相互联系的。

　　首先，大学阶段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应该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和规律，要求学生在具有明确专业方向的同时，还有与之相适应的完整知识结构。因此，“质量”关键词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专业课程的质量”，而应该将其视为包括整个知识体系的质量。例如专业课程、身心健康类课程、文化素质类课程、思想政治品德类课程等，所有这些课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在2016年，“质量”这一关键词要求我国各类大学既要对广大学生的近期需求负责，还要对他们的长远发展负责，不断优化和提高整个课程体系的教育质量，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需求，更加匹配时代节拍。

　　其次，大学阶段对青年学生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健全人格”的塑造，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因此，“质量”关键词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课程的质量”，而是应该将其视为包括所有培养环节的培养质量。例如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博爱及社会责任心培养、优良学风建设、创新创业教育、高雅校园文化建设等，所有这些环节构成高等学校培养青年学生的培养过程和育人体系。在2016年，“质量”这一关键词要求我国各类大学要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要努力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育人质量，使之与我国社会主义大学的培养目标更加一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吻合。

　　总之，从高等教育工作重点角度看，“质量”这一关键词要求我们各类高校在抓好各项工作的同时，要更加突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核心要务。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会是教育发展的着力点。

　　首先，基础学科的教育与研究将成为大学教育的着力点。这是日后科学出现重大发展、科研攻关的必要基础。最近科学家对引力波的观测就属于基础科学的成果之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越来越专业化、面向市场的同时，基础科学与文史哲等人文研究也应得到重视和支持。

　　其次，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元发展。近些年来，学科分割、细化发展，尽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研究不断深入，但同时也带来了专业的自我封闭。而目前，高校的教学与教育越来越关注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打破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从而赋予学生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是为重大突破培育深厚的基础，而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发展方式则是直面市场与社会的需求。

　　再次，重视培养学生能力、自主性、想象力、判断力与思维力、社会认知力的通识教育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这种通识教育的概念不同于古典学教育，内容不仅包括所谓的文科，也吸纳大量的理科通识教育课程。在这里，学生的人格与能力成为教育的关键词。

　　最后，大学教育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即将走进课堂。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陈旧的灌输式的政治理论课程进行改革。

　　可以把传统的中华文明、道德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加之以文明复兴、普世性法制、民主、自由等概念的教育，形成新型的政治理论教育。针对青年学生的年龄状况、知识水平，政治理论教育如果采用教条式的简单灌输方式，不可能收到效果，因此，作新的尝试、转型和提升之，将是接下来高校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方面，慕课的发展冲击了传统课堂，课堂将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这对教师提出了挑战。而慕课如果在高校中日益推广，课前阅读材料、上课时师生讨论的小班课堂在硬件上则对高校提出了要求——如果小班教学普遍展开，就现有的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小型的教室都未必足够。如何对学校既有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科学地利用，高校管理者首先必须改变以往对于教学资源的粗糙理解。这两点都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一年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首先要肯定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质量是一个首要问题，尤其对于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的我们来说。如果之前我们已经通过规模扩张，解决了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首要解决的就是要上什么大学的问题，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但除了质量问题外，我们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公平问题。

　　必须承认，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平问题比高等教育更重要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高等教育领域，公平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况且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比如，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上，目前我们的高考(精品课)录取实行的是分省定额录取方式，这种方式导致不同省市区的考生上高水平大学的概率和机会出现了较大差异。虽然目前国家也在着力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对中西部人口大省在录取比例和政策上进行一些倾斜，或者鼓励东部高校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必要的支持，但这毕竟还需要一个过程，解决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此外，目前我们的高校布局还不够公平。比如在教育部直属的75所院校中，地处北京市的就有24所，地处上海市的也有8所。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211工程”或“985工程”大学。然而与此同时，我国还有13个省区甚至连一所部属院校都没有，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户籍人口近一亿的河南省，以及河北、江西等人口众多的省份，这一不合理的布局是需要调整的。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高等教育也没必要达到完全均衡。但至少在现阶段，高校布局的公平性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经费投入的公平性问题。目前国内大部分省份已经实现了本科高校生均1.2万元的投入，但是因为教育部直属院校的财政投入来源于中央财政，而很多省区并没有部属高校，因此对这些省份而言，中央财政的投入就显得太少。因此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杨中楷

　　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重新修订，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与分配上是此次修正案的最大亮点。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为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明确了任务路径。其中，着力推进成果转化成为五项建设任务之一。

　　从专利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高校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屡创新高，但专利成果转化率较低的问题却依然未见明显好转。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大量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我认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经验来看，目前高校专利成果转化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指挥棒导向问题。许多专利在申请时的根本目的就不是为了转化，而是为了评优评奖、申报项目、职称晋升等用途，这使得专利的经济属性无法体现。（2）技术本身的问题。一些技术成果距离企业的需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高校科研人员不但懂科研，还要懂点市场，将技术成果尽可能向市场端推进。（3）中介服务的问题。高校和企业间缺乏桥梁，目前中介机构是相对匮乏的，无法有效地令高校与企业建立起联系，从而实现进一步对接与合作。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明确专利的基本功能，专利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鼓励创新，而专利成果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得到体现。因此各级部门要改革目前的评价体系中主要以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为主的指标体系，要改变为了专利而专利的观念。如果专利只是一个数字的话，那就丧失了它的本来意义。

　　其次，高校不必追求专利成果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美国高校专利授权量最多的加州大学发明专利授权量有500件左右，这个数据勉强能够挤进当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的前十位。可以说我们已经不再缺乏数量，当务之急是提升专利成果的质量与竞争力。

　　最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强求高校科研人员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复合型人才，需要技术中介结构来搭建高校和企业间的联系。各高校应该充分利用技术服务业的资源加强合作，也可以聘用一些技术经纪人来推销自己的技术成果，在这方面天津大学开了个好头。

　　李冬妮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传道、授业、解惑，是师生之间最本真、最自然的联系。然而当前大学教师能够用来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和精力却非常有限。青年教师通宵达旦地忙于课题、论文、申报书、学术交流，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这种忙碌无可厚非，沉浸在科研和学术中的忙碌感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然而这种忙碌背后，反映的却是青年教师们在职称晋升、业绩考核等“指挥棒”的驱使下，将发论文、拿课题、出成果作为“头等大事”，从而大量挤压花费在学生身上的时间精力这一事实。

　　当前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是一套非常具体和量化的标准，它们可以简洁有力地描述论文、课题、奖励等短期可见的产出，却不能用来评价人才培养的效果，因为人有成长的过程和思想的温度，而正是这种过程和温度，才能够形成一股凝聚的力量，塑造学生对母校的认同和对世界的认知。然而当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连接空间被挤压得只剩下课堂，而课堂教学往往又被广大青年教师认为是最不愿意投入精力的部分，因为在现有职称评定和业绩考核机制之下，只有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和职称评定挂钩，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对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要求似乎只是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工作量。

　　人才培养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能，是大学的立校之本、生命之源，而这一职能只有通过教师才能实现，因此，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厚重而紧密的。对这种关系的建立，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任何的改革与进步总是建立在现实的软肋之上。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希望我们这个群体能有更宽松和自由的成长环境，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学生相处；希望职称晋升和业绩考核更多元化、人性化，更注重长效；希望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带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学生不但是大学的名片，也是教师最重要的作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知识、卓越的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远的人生境界，才是我们大学教师最有成就感和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