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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昨天约访，我就想到两三年前看到一些文章戏称高校青年教师为‘青椒’，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这是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在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她不太习惯谈衣食、谈利禄，在被问起这些问题时总露出腼腆的表情，只有谈人文、谈理想时，她才表现得愉悦而从容。

“不止两三年了，”我告诉她。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学青年教师用“青椒”一词自嘲。十年来，围绕这个词的，还有辛酸、无奈、困惑、重压、挣扎等等，这些消极词汇描画出一幅色彩灰暗的高校青年教师“囧象”。从个人收入、婚恋、住房、职称评定、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到学术环境的行政化、市场化、学术不端、人情社会、重理轻文、急功近利，他们受到360度全方位的讨论。

“囧象”之外还有“乱象”。2016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即将开始时，院内青年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院长甘阳面前，连扇他几个耳光，声称对方未依时解决他的职称问题。在网上的舆论中，为甘阳愤慨者有之，同情李思涯者亦有之。或指责李思涯有辱斯文、败坏师德，将谋求私利的违法行为美化为以武犯禁的“侠义”之举，刻意制造新闻事件以“青椒”的弱势身份博取同情；或认为是因为当前高校六或九年内“非升即走”的职称制度，公权力者的独断严苛，对“青椒”形成太大生存压力，把原本充满理想的老实人逼上绝路……

比“青椒”收入低、压力大的人很多，为何这个职业人群的境况能引起如此多的忧思？

一位中山大学的青年教师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学教师本来应该是所有职业里最自由的，现在看来是落差最大的。因为你对公务员(课程)、警察、白领不会有太多想象，只有大学到现在仍然是想象最多的。你说医生、律师也有想象，不会有对大学的想象这么美妙吧？”

想象之外的现实，是一道尴尬的夹缝。立于体制内的大学，在“去行政化”改革缓慢前行之时，又需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体制堡垒与市场狂欢的夹击下，他们还能保持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吗？

对大学而言，人文是最重要的维度之一。但难以产生直接效益的人文学科教师，恰恰在“青椒”群体里处于弱势。他们的境况，反而突显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折射出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复杂处境。

物伤其类

2013年，年近三十的赵芬成为“985”名牌大学T大的一名文科教师前不久，年仅36岁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急性白血病去世。

“物伤其类，非常惋惜，同时也自危。”赵芬说。上个学期，她有好几个月处于生病状态。白天要上课和处理各种杂事，晚上清静的时间，则要备课、读书、看材料和写论文，周末则会带个读书班，或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长期缺乏休息，也没什么时间锻炼，“一直都担心自己会过劳死。”

在赵芬眼里，张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不仅因为他学术成果丰富，还因他刻苦、纯粹的治学精神。

逝世前，张晖已出版学术专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编纂著作3部，手头还有两部即将完成的著作。“如此创造力，在其同辈学人中，恐怕还很少见。”他的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宏生说。

大学三年级，他就以《龙榆生先生年谱》得到北大历史系教授吴小如的赞誉，“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论，我看即使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2006年博士毕业后，张晖在几个学术机构中选择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面对那丰富的藏书（许多都是珍本），以及便利的阅读条件，还有不需坐班的制度，他几乎是立刻决定申请到文学所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对于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再没有比找到一个合适的治学环境让他更心动的事。”张宏生回忆。

2007年10月，张宏生去看望张晖，一张工资单正好摆在桌上。“我看了一下，他的全部收入加起来，也就一千三百多，可以想见，一年多以前，应该更少，京城居大不易，何况他的家境一直就不怎么好。”

张晖逝世，在学界泛起不小的波澜。许多纪念文章透露了他待遇低、生活压力和学术压力大的处境，舆论的焦点，渐渐从个人际遇扩大到中国人文学术环境的恶化、青年学者境况的悲凉与治学的艰辛。

生前，张晖曾写下他对人文环境的忧思：“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现实中，我根本感觉不到文学的力量……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不过，张晖的妻子张霖认为，丈夫之死只是偶然事件。“媒体喜欢在能引起公众兴趣的经济问题上做文章，学术界的青年朋友们则对目前学术环境的恶化心怀义愤。但作为张晖的妻子和挚友，我知道，这些并不是真正耗尽张晖生命的原因。”

青年学者们的“义愤”从何而来？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话，或可提供一种解答：“张晖的突然离世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巨大的震动，是因为我们把他的不幸看作是我们共同命运的一种激烈版本。”

3年来，赵芬听闻过不少“共同命运的激烈版本”。最近一次，是苏州大学 教授朱栋霖的举报事件。2015年10月12日，赵芬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朱栋霖教授的公开信》——就在那两天，有3位受访“青椒”都给我转来这封公开信。

公开信中，朱栋霖痛陈自己在苏大文学院受到的不公待遇，如被剥夺教学权、克扣绩效工资、强迫提前退休等等，“有正义感的教授边缘化，有成就的青年教师孤立无援，学术标准丧失，学术风气极度恶化”。

在大学里，教师分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4等。教授之中又分4级，一级最高，二级次之。朱栋霖是二级教授，赵芬是讲师。

“二级教授尚且如此。”赵芬感慨。

名利场

在朱栋霖事件之前，不少受访者已对我描述过学界的乱象：“‘大佬’不一定是学问见识之大，往往是谁掌握更多资源，谁就是大佬，有更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包括高校某些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因掌握有利害关系的资源，而高‘青椒’一等。”

“一个更大的腐败来自期刊，不只是版面费，还包括整个学院乃至学校出面出钱，邀请期刊主编、编辑来校好好款待，希望他们为本校本院老师提供更多机会，以提升学术GDP。个人行为就更多了，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

“这是你们学校或者你身边的现象，还是听说的？”

“是属于共识，”赵芬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都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何丽比赵芬大9岁，是“211”大学D大文学院老师，她身边的一些例子，印证了赵芬所说的“共识”。

何丽有一位“985”高校毕业的同事，“出身名门”，导师在学界很有影响力。同事告诉她：导师手头上有国家项目，和这个项目相关的课题都是师门的人轮流拿，别人根本没法插手。

曾有同院的老师利用私人关系邀请到权威期刊的评委来学院开学术会议，会后请对方游玩了几天，还送了一台单反相机。

“个别老师为了招待来自权威刊物的编辑，甚至做‘三陪’，这也是公开的秘密。有的领导用公款去买一两万的版面费。”

与赵芬同在T大任教的丁明说，曾有一位相识的高校领导在他面前抱怨：花了4万元发两篇论文，为等期刊空出版面发表，还排了两年队。丁明所说的这位领导，恰好来自何丽所在的D大。

北京工业大学与社科院联合发布过一份关于高校教师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报告称，“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

对此，财新网在题为《富教授与穷教授——大学教师的贫富差距》的报道中分析，引起高校教师不满的“富教授”，“是那些巧妙利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在过度的行政化与畸形的市场化过程中，既不犯法又不违规、善打擦边球的人”：

一些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掌握经费使用权，命题、判卷、录取权，以及立项、出国、学术会议等事项的审批和决定权”；

“掌握和控制一些国家课题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拥有一定的人脉，凭借手中的项目资源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抑或是‘权威’们纠集在一起，在审批分配课题时进行暗箱操作”；

集行政领导、博导、教授于一身的“亦官亦学”者，巧妙地将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结合利用；

“穷则思变”的兼职教授，在各大学之间走动，“相互邀请，交换资源，形成网络，共同发财”，“开公司，拉项目，到处兼职”，“利用名校名师的优势占据教育市场，赚取高额讲课费”……

高校间“共同发财”的网络，常有名校冠名。一次，丁明路过T大管理学院门口，碰到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朋友。

丁明很讶异，“你老板几十个亿身家，还跑到T大管院来听课？”

朋友说：“不是管理学班，是国学班。”

“T大有国学班？”

“是北大的国学班，一年16万。”

“北大的国学班怎么会放在T大讲，老师哪里的？”

“D大的。”

接受采访时，丁明已从T大辞职，他毫不掩饰自己语气中的轻蔑：“D大的老师在T大的管理学院开北大的国学班，搞什么鬼。”

“高校就像名利场，混不好就成了绞肉机。那些掌权的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教授，我很怕这些人，不想跟他们交往。”丁明说，麻烦就在于，“平时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什么时候材料都是合格的，但人家就是不给你呀。”

公司雇员和客户？

工资、奖金和房补加在一起，扣掉险金、税和房租，赵芬每个月拿到手的收入大概5000多元。在T大本科时的同班同学，现在大部分收入比她高。“实际上我已经没办法跟同学出去玩了，大家消费标准差别太大了。”赵芬住的是一房一厅的楼梯房，房子年长她好多岁，墙壁脱落长霉。

进一步问到和“钱”、“房子”有关的话题，赵芬并不乐意多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她主动谈起的，只有市场化观念对师道尊严、师生关系的影响。

“许多教师不满高校评教制度，仿佛学生进来是接受教学服务的，老师讲完课还要接受‘用户评价’，评分还关系教师前程——太靠后的话会影响职称评定。大多数‘青椒’缺乏教学经验，头几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既不愿丧失自我尊严与风格，又不得不注意‘修辞术’。”

谈到学生打分的问题，丁明比赵芬更加激动：“老师是雇员，学生是消费者。招生是大福利啊！学校只会迎合本科生，本科生是大爷。”

投票。插图/Nath

“高校扩招导致学生整体水平的下降，别以为我在985给学生上课就可以讲得深入些。100个学生，我如果像对待高中生一样照本宣科，学生就会都给我不低的分数，至少95分。但如果让80%的人喜欢我，还有20%的人不喜欢我、给我低分，我平均分最多85。85就是不合格，就掉到后20%了。”丁明说，“当然，如果你是帅哥美女，学生给你评分怎么也不会太低的。”

2009年，我刚进大学时，学校已有学生给老师评分的制度。为防止学生因考试分数低而故意“报复”、给老师打低分，我们被安排在期末考试前给老师评分。但老师们在学生中早有“口碑”，大一选课时，师兄师姐会告诉我们，哪个老师期末给分高。

在二本院校，老师的科研压力相对没有一本院校大，但教学任务更重。比如，五邑大学英语(精品课)教师冯舒欣，第一个学期就要教一个英语听力班、4个大学英语班。

与大部分上公共课的老师不同，冯舒欣给学生布置的任务很多。“中间也有造反的时候”：有一个班全体投票决定，要求她减少课程任务。

“你们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你们觉得学生跟老师是平等的吗？开什么玩笑，你从我这里学东西，你说我们是平等的？”

学生不服气，“老师你这样不民主。”

“民主在我的理解里，是少数理想主义而有智慧的人决定整个群体的前途，而在这个班上理想主义而又智慧的人是我，不是你们。”

一个学期下来，冯舒欣教的班英语有很大进步。尽管教学风格严厉，但学生给她打了88分，算是合格。这位1989年出生、相貌清秀的老师说：“如果我不是青年教师，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不那么亲和，再加上我这些严厉的举措，他们就不会接受，这些为他们负责任的教学方法就会被打更低分，对不对？这不科学啊。”

这种“用户思维”，并非互联网时代的特色。

1930年代，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再续聘经史大师蒙文通，理由也是学生的投诉。为了此事，胡适曾登门知会钱穆。钱穆回忆：

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

钱穆警告胡适，如蒙文通离职，至少3年内物色不到可以胜任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断代史教学的人选。但胡适仍“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

2003年，在北大一次引起激烈争议的人事制度改革中，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也说过：“自从我当校长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同学的来信。他们说有些老师上课不行。我们给社会的承诺是让最好的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教师队伍不行，这一点很难做到。实际上，学生的良好素质在有些方面掩盖了教学问题。”

当学术成为职业

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里，包括“非升即走”和“末位淘汰制”。

“非升即走”，即讲师（少数学校还包括副教授）有固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末位淘汰制”，即对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教学科研单位，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

为提高大学的业绩，北大引入这些西方大学的制度来增加教师的晋升压力。当时，人文社科院系的反对声音更加强烈，限时、计量的考核方式被认为不适合人文社科。

如今，越来越多高校采用“非升即走”制。遍问国内十几位不同院校的受访者，会发现实行“非升即走”制的多是最知名的大学，如北大、复旦和中大。许多二本院校、非“985”或非“211”大学，并没有这一制度。

在不同的大学，“升”都有一定的成果数量、等级标准。10年前何丽入职时，D大要求讲师评副教授至少发表6篇论文（其中2篇A级论文，4篇省级以上的论文），主持一个厅级以上的项目；评正教授要7篇论文（3篇A级），主持一个省级以上的项目。

“现在要求提高了，评副教授要省级项目，评正教授要国家级的。”何丽说。

在T大，申请项目级别的要求更高。而且，近年来项目申报的规定更为严苛，同年度的教育部项目与国家项目只能二选一，且连续申请失败须暂停一年申请资格。赵芬说，几次冲击项目失败的“青椒”们曾心灰意冷地向社科处取经，对方讲了一堆方法，最后安慰道：“拿项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屡战屡败不一定是水平不行。但如果你熟悉了申请的套路，包括表格填写的规范，会增加很大希望。”

对于这套职业晋升体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时胜勋认为，“学者付出必需的心力是应该的，毕竟这是现代学术体制所要求的”，“但学者的本职更应该在于学术精神的培育与提升上，如果付出的心力只是在形式上的，我认为意义不大，比如经费数额、成果数量、项目多少，这些都是学术的表层和末节，过分强调有悖于学术精神，也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

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接受廉思（编著有《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采访时说：“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对人文学的伤害远比对社会科学大。而最受伤害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者，因现在需要的是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人文学研究需要厚积薄发，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乃至被甩出轨道。”

其实，论文压力在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之前就有了。国内研究生的论文压力来自行政规定，许多名牌大学要求博士毕业前在“重要刊物”、“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研究生发论文的压力则来自就业市场。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分析研究院博士廖鸿飞告诉我，在欧美，如果读博期间没发过论文，毕业后将失去竞争力，很难进入心仪的高校任教。

除了数量和等级，学术成果的内容也有一套标准化规范。廖鸿飞喜欢法国哲学家如罗兰·巴特、德勒兹、福柯等人的文风，但是，“现在论文写作都是英美化的，甚至用词都要讲究。我的论文用词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导师说：这样的词语是不能用的，这个词语不够客观，这个不是科研用词……”

“如果你读一下英文学术写作教程就知道了。很多文章里，不能用I，不能用we，不能如何如何，法国思想家的那种文风，在学术界是没有的。”

在荷兰求学4年多，廖鸿飞对学术的兴致，如同阿姆斯特丹冬季的天色，日短夜长，灰暗阴沉。“欧美的论文生产机制也是不厌其烦地引用文献，然后推导出一个平淡无奇的结论。这些文章看多了，就会令人心生厌倦。”

廖鸿飞本科时候的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说，十几年前在北大念书时，作业可以写得像散文般，老师看重的是学生的灵气和思想。现在的论文则像工业产品，“不断复制再生产，可能规范，但没有生命。”

“西方传统的academic writing（学术写作），也有一种是essay（随笔），比如说培根，写的都是随笔。中国传统的文论也不是今天这种论文啊，是很讲文采、讲韵律、讲节奏感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你说这东西怎么解释，没有办法科学地、体系化地表述出来，不能量化。”

“为什么今天中国学界只写论文这种东西了呢？”滕威用宏亮的声音诘问着，“这是要国际接轨的结果啊。要学MLA（即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其制定的学术论文写作格式在国际上非常流行），什么字体字号、注释的格式、keywords（关键词）、abstract（摘要），这一套看上去挺美的，但没有思想、没有灵魂。”

滕威的导师戴锦华，是电影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戴老师很多学术工作都是演讲、访谈、课堂实录，你不能说这些出版了，就不叫学术著作，一个字一个字电脑里打的，有论文格式的才叫著作。”

师长们的青年时代，是滕威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很多老师年轻的时候写论文，是天马行空的。1980年代，大家如饥似渴地读书，本雅明这句话、卢卡契这句话，人人好像见面对暗号似的，都会说这些话。”说着，她又回到诘问式的语气，“你说本雅明到底是在哪一页说的这句话，谁有那个功夫记下来哪一页以后论文好写里面呢？”

对人文学科来说，有时候篇幅更大的专著能比论文更好地阐发自己的观点。不过，一本由高级别出版社出版、符合学术规范的专著，相当于一篇在A类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不上T类——即最顶级的核心期刊。

如果专著多、论文少，无法满足职称评比的要求。一些不苟作、希望“慢工出细活”的学者，只能作出妥协，将尚未成熟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或者将已成形的著作分成几篇论文来发表。

外国文献的翻译、古籍的整理，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则更为尴尬。

重译《百年孤独》的北大西葡语系副教授范晔说：“译著一般不算科研成果。我所在的北大外国语学院好些，规定译著算但只计一次，即译多少本都只算一本的成果。”

复旦大学的文科教师林震并非文献专业出身，但出于兴趣与研究需要，33岁的他做过不少古籍整理工作，然而这些不算学术专著，除非是被看作学术成果的，“比如说你本来就是文献专业的，或者拿到相关的项目。”

而拿到项目后，考验才刚刚开始。

项目

“项目经费对于文科老师而言，主要就是提供寻访、购买相关文献的花销，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也就80万，理工科项目动辙千万，五百万以下是小项目。”广东某重点大学的文学讲师叶强说。

由于项目经费总额是衡量大学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高校势必要加大理工科的投入，才能有效提高经费总额，同时鼓励人文学科去争取重大项目。然而，人文研究很多时候是个人的思考探索，不太需要甚至无法团体合作，大型合作或许更适合逻辑学、文献学或社科类的学科。”

在项目经费使用的设计中，图书、差旅等类目所占比例都有规定。叶强有一个7.5万元的项目，图书的计划花销填了4万，交表时却被告知图书部分超过比例，要改到2万。

“但我这个项目本就是文献整理为主，”许多珍稀古籍价格高昂，也不易寻访，“经解释，图书经费上调到2.5万，根本不够。”

其他类目的经费或者用不上，或者相对比较难报。“其他类目有差旅费、电脑设备费、会议费、出版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等。差旅部分，如果往返车程的票据不小心漏拿或遗失了一程，那么整个行程都不能报，住宿也需要有每天的票据，在没有开发票条件的地方居住，还得特别说明。”

近年来，众多科研腐败案件曝光，各大学的项目报销发票制度越来越严，制度设计却不尽合理，且频繁修改。

“政策变来变去，我们是挺烦的，刚刚习惯了前面那一套，后来又改革了，又要重新学习一遍。会议费很不好报，现在各校都有种种限制，大家都不太愿意办会了，即便勉强开起来，也需要与会者自付往返路费。”

叶强将采访地点定在“萨莉亚”，一家以实惠闻名的西式连锁餐厅。一脸疲态的他，与餐厅闹哄哄的氛围格格不入。年底报销高峰期，他熬了几夜，跑了好几趟财务处，才接近完成。

排队报销。插图/Nath

在叶强为项目报销头疼的这段时间，澎湃新闻刊发了一篇报道《高校报销乱象：学生替导师办理报销手续，凌晨四点半排长队》：在上海某高校的财务处门前，凌晨4点30就排起了长龙，排队者大都是替导师报销的学生。

“现在的项目制度是，你不报也得报，不申也得申，除非不在体制内活了。对年轻老师来说，影响评职称，对硕导博导来说，就是影响带学生。报销规定又极繁琐严苛，很耗时间精力。我有位哲学系的朋友拿了国家项目，但报销太过麻烦，想着干脆不报了，把钱还给国家，却被告知这样会影响日后的项目申请，继而影响评职称，职称在规定聘期内评不上，就得走人了。”

量化

根据学术成果数量和所发刊物级别评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这种量化评价，因其客观、标准和易操作的特点，成为大学教师职业化管理的便利工具。

1961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引文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后陆续出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人文、社会和艺术学科也被收入文献数据库。

近半个世纪以来，SCI、SSCI、A&HCI系统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MLA科研论文写作规范》，影响几乎波及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

1987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首次引入SCI，用以评价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绩效，导致国内科技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各大学纷纷效仿，SCI遂风行于中国自然科学界。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了刺激，SSCI、A&HCI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与SCI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高的地位。

19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引入评价体系。1992年至1998年，南大SCI论文收录数蝉联全国排名首位。

“南大的排名超过了北大，北大上下一片哗然，情绪激昂。”深圳大学副教授徐晋如说，当时他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好几位老师义愤填膺，说北大的体制问题导致学术被南大赶超。”

排名，这是大学间的量化竞赛。

去年，中大近二十个院系调整，各种更名、撤销、恢复、整合，“眼花缭乱”；高能物理联合学院成立8个月被撤销、文化创意学院成立不到5个月被撤销、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建制多次调整，“朝令夕改”。

争议声中，中大宣传部给出的理由是：“在一些关键办学指标来看，（中大）与国内第一方阵大学存在明显的落差”，“中大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远至13年前，北大人事改革，也有相似的理由。

“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时任校长助理张维迎说。

“我们可以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不能要求投资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10年以后我们还能说这样的话吗？”面对压力，校方只好力争把完成百年树人事业的时间缩到1/10。

国内人文学术领域第一次有自己的量化评价指标，是在2000年，南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CSSCI基础上遴选出的南大核心期刊，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等一起，形成巨大的量化网络，笼罩着大学“青椒”们。

大学对论文产品有等级和数量的追求，对生产者也不例外。

赵芬很奇怪，“高校为何都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不愿承担蚌的角色，甚至没有耐心做采珠人？一味追捧‘外来和尚’与‘高产学者’，难免会闹出‘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的笑话。现在还有一个大趋势，就是设置专门的科研岗位，提供更多优待，期盼他们为本校提升科研影响力。而多少为教学耽搁的青年教师只好自嘲‘无用’，不是人才。”

中组部“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优青”和“杰青”、教育部“长江学者”和“长江青年学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这些五花八门的头衔可以让大学教师身价倍增。去年11月，深圳大学发布消息，要在全球招聘“高端人才”，最高年薪120万，招聘对象主要是拥有这些头衔的教师。2014年，贵州大学更是开出长江学者120万元、院士180万元年津贴的优厚条件吸引学者。

同行评议

量化的考核方式，在一些高校也开始有所松动。2010年，复旦大学在个别院系试点“代表作”评审机制。目前，“代表作”制在全校范围实施，取代了以量考核的方式。这一制度有3个主要程序：

1.老师向学院提出申请，提交1-3篇代表作，由全系所有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投票审核申请人资格。

2.“同行评议”。学院学术评估通过后，学校从专家库中随机选择若干校外学者对申请人匿名评估。

3.院系的学术委员会再根据专家意见，对申请人进行投票审核，完成候选人的职称评审。

复旦大学教师林震说，3个主要程序中，“一头一尾”都涉及同事间的人际关系。“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投票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同事。可能你水平很高，在同行里你的人缘也很好，但你在院系内人际关系不行，第一轮投票就通不过。”

去年，中山大学亦改用“代表作”制，评职称只需3篇代表作。其中，论文发表在中大规定的53种一类期刊即算代表作。而发表在非一类期刊的论文，需向校学术委员会申请，由校外专家匿名评议其代表作资格。对此，中大的许多青年教师感到忧虑。和复旦一样，中大亦存在对学术委员会公正性的怀疑。

新制度公布后，作为哲学系教代会常设工作小组成员，34岁的讲师朱一文给学校提交了改革职称评定制度的议案，建议中大借鉴国外同行评议的一些方法，确保同行评议公开透明。

“同行评议存在主观性，所以现在国际学界采取的方式是扩大参与人数。我们学校评职称，学术委员会十几二十个人‘关起门’评，今年我给学校提建议，学校、院系这两级的职称评议可以公开。在院系一级，院系的老师都有资格参加，即使只是讲师，没有投票权，但可以去听，学校一级也可以开放一定数量的名额。这个如果能够做到，很多黑幕就会减少。” 朱一文说，“但这个建议其实是管理层不愿意面对的，增加主观性就增加了他们的权力，评议过程公开了，他们的权力又缩回去了。”

学者的代际差异，也加大了青年教师对同行评议的不信任。“现在很多掌握学术权力、在上面评我们的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精品课)后开始读的大学或研究生。欧美学界有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我们有个断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评的人水平还不如我们高。”

人文学科的不安

在世界范围内，对人文学科而言，2015年是令人不安的一年。

2月中旬，廖鸿飞就收到很多师生们转发的支持阿姆斯特丹大学“占领”运动的邮件。起因是阿大公布的一份名为“Profiel 2016”文件。文件表明，学校计划削减财政，将培养重心放到更具职业导向的专业上，在2016年关闭所有“小”语言学科。人文学院其余专业，如英语文学、荷兰文学、历史与哲学等，将被合并为一个内容宽泛的“人文学位”。

2015年2月26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行政大楼Maagdenhuis，反对“Profiel 2016”文件

“校方的理由大概是，学校科研经费紧张，要偏重投入产出效率高的学科。”廖鸿飞刚去荷兰那年，还听理工科的学者朋友说，“他们实验室人手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至于其他经费，充足得不行了。”

相比之下，文科院系的教师岗位一年比一年少，博士生招生也是职位越来越少（博士的薪水从科研经费里出）。“到现在出外开会、做田野研究的经费报销都比较费劲。”

2月13日，反对“Profiel 2016”的阿大师生“占领”人文学科总部大楼Bungehuis，向校方提出了六大诉求，包括取消“Profiel 2016”，以质而非量来评定学术，不再用教育经费进行投资获利游戏。被警察遣散后，他们又转移到学校行政大楼Maagdenhuis。占领行动引起欧美学界的广泛关注，包括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乔姆斯基、朱迪斯·巴特勒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人文学者都有声援。

最终，校方作出了一些妥协。“科研基金的管理更透明，什么都得开听证会了，”廖鸿飞说，“但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毕竟科研经费依然紧缺，而且文科绝不可能像理工科获得那么多的资助。”

荷兰的“占领”运动刚告一段落，日本又掀起对“废文科”的大讨论。

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面向国立大学下发通知，声称需要“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更实际、更职业的教育”，要求国立大学进行组织改革，建议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废除相关组织或积极尝试向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转变”。

通知被认为是要在国立大学中开展“去文科化”。《读卖新闻》面向日本各国立大学校长的调查显示，日本60所开设有文科专业的国立大学，近半数计划从2016年度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

英国《卫报》撰稿人亚历克斯·迪恩评论道：“英国的人文类学科同样面临着政府偏好的困境。就在去年，英国教育部长尼基·摩根提出，‘能够使年轻人在各种行业面前都保有选择权的专业就是STEM’（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这种说法加剧了人文学科的不安。”

早在2010年，时任英国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就要求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加大对STEM学科的宣传。因此，委员会投入了1000万英镑，以激励大学推进STEM学科的发展。

文科学者不得不为人文学科的“有用”辩护。剑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马丁·德顿说，哲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有利于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重要问题（比如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

类似的“重要问题”太多，如克隆技术、人工受孕、人工智能、生态伦理等等。去年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亦表明，太多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问题急需人文的反思与介入。

日本一些反对“去文科化”的论者认为，纯科学能解决“怎样做”的工具问题，却无法回答“要不要做、该不该做”的价值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学科间的协作，而非文、理科的二元对立。

这是文科对理科的防守战吗？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在中大哲学系教书，跨学科的经历让朱一文认识到，在工具理性和实利思维的冲击下，文、理科没有“胜负”。

他举了爱因斯坦的例子。提出狭义相对性原理那年，爱因斯坦并不是职业学者，当时也没多少人认为他玄而又玄的理论有什么实用性。“爱因斯坦一篇论文就盖过你很多篇了，但按照我们的标准，一篇还评不上职称。”

无论文理，但凡基础性学科都面临着“有什么用”的质问。在大学里，决定资金投入多少的并非文理，而是实用性的强弱。

据美国高校人力资源专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美国的法律、商科及工程专业的教授薪资已连续几年处于最高水平，法律、商科都不算理工科。

而在荷兰，一些人文学科的教授做移民研究，“统计的数据和资料，部分是荷兰移民局需要参考的，有所谓的‘价值’，容易申请资助。”廖鸿飞说。前年他的导师申请到一笔200万欧元的经费，研究的是热门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洪堡模式

事实上，在现代大学开端之时，科学主义和实利性的两颗种子已被埋下。

最早的大学兴起于11世纪的西欧，是一部分市民阶层知识分子仿照手艺人行会建立的教师或学生行会。大学的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就是“行会”。

在“信仰高于科学”的中世纪，大学有浓厚的神学气息，既拥有充分自治权，又与教会保持着友好关系。如历史学者李工真所言，“人们往往以从国家和教会的手中获得特许状来标志一所大学的正式诞生，无论是1088 年成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还是1200 年成立的法国巴黎大学，都不例外。”

在以教学为重心这点上，中世纪的大学更接近西方的古典学园或中国传统书院。李工真指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数百年间，中世纪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过渡。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加速了大学的世俗化，“大学的职能也开始由传授知识向科学研究的方向转化，从而带来了理性精神的强烈张扬。”

1810年，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在普鲁士王国成立，学校创办人洪堡提出著名的“洪堡大学三原则”——“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科研在大学中被提升到与教学相当的地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学术自由”是洪堡大学喊出的口号，但传统大学也享有相当的学术自由与自治权，洪堡大学与传统大学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科学精神的高扬。

在“洪堡模式”中，科研水平成为评价教师的最高标准，号称“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的洪堡，提出“为科学而生活”的口号，“追求科学真理”成为学者最高的人生目标。

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框架内，是对学者严格的成果鉴定与职称评定，学者宛若建立科学大厦的工具。以拒斥功利自居的科学，其自身却逐渐成了最大的功利。

1810年后的数十年间，德意志几乎所有大学都变成了“洪堡模式”的复制品，也让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欧洲邻国和美国、日本的大学建设纷纷仿效德国，洪堡大学因此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

“洪堡模式”亦深刻影响中国大学建制。

甲午战争后，中国于1898年建立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在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仿效日本大学。其仿效对象——日本的大学，正是对“洪堡模式”的移植。

1916年，曾在德国留学(课程)4年的蔡元培主政北大，直接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对北大进行改造，遂有他就任北大校长演说中的那句名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1912-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北洋政府又颁布《壬戌学制》，两次学制改革，均参照美国大学模式。与“洪堡模式”不同的是，科学主义教育观在19世纪后期传入美国后，与美国的功利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比“洪堡模式”更重实用性的美国大学模式。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日渐深入人心，加之国家内外交困的形势，中国的大学遂走上了科学与实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与流行的学术分科方式不同，清华国学院的专业分工并不细致，保持了传统“国学”的统包性，导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是通人。国学院兼采中国古代书院和英国牛津、剑桥书院制，强调导师对学生学问及人格整体的照顾及引导，学生入学时必须行拜师礼，迥异于后来只重学术研究和职称评比、不重导师功能的风气。

当时就读于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蓝文征回忆：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

学者龚鹏程认为，清华国学院独特的制度，与筹备主任吴宓的思想有关。吴宓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欧文·白璧德。龚鹏程说，“依白璧德之见，美国的大学中，人文精神已遭遇到功利主义自下而上的威胁、专业化由上而下的威胁，以及几乎无法阻挡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之威胁。特别是数量化时代，白璧德认为大学更应认识‘质’的重要，培养有品质的人。”

白璧德主张通过人文教育来造就完善的人，反对的正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德式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但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却没能摆脱这种方法的影响。清华导师中，陈寅恪早年倾心德式学风；王国维在清华时已不讲文学哲学，专事文献考证；赵元任、李济，都很接近专业化的学者。

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相继去世而停办。其原有师资，依现代分科方式，并入中文系、历史系。这朵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就此凋零。

1950年代，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全面效仿苏联大学模式。大量专门学院建立，专业分类极细，政府严格控制高校，高校管理严重行政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逐渐摆脱苏联大学模式，美国大学模式卷土重来。而美国大学自1920年代以来对原有模式的纠偏，却未被中国的大学制度吸纳。

纠偏

1929年，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率先开展通识教育改革。赫钦斯认为，大学不应只发展人的智力，还应引导人向善，注重道德、智慧、审美和精神的全面发展。但芝加哥大学的改革没有得到推广，直到哈佛大学出台通识教育计划，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浪潮才被掀起。

1945年，哈佛颁布《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提出高等教育应该由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组成。4年后，哈佛正式实施通识教育计划，每位学生除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需学习通识教育课程。

哈佛通识教育的真正成熟是在1978年，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提出“核心课程报告书”，确立通识教育的目标为培养“有教养的人”，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共6大类（文学艺术类、历史类、外国文化类、道德伦理类、社会分析类和科学类），10个领域。每位哈佛学生，不论什么专业，必须从其中8个领域中各修一门课程。

“核心课程”在美国高校引起连锁效应。迄今，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都设置了通识教育课程。即使是以理工科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也设有包括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在内的通识课程。

主导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因注重全面、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而备受推崇，十足“贵族”气。诡异的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它就因“钱途”不佳而跌到边缘地位。

学者李欧梵回顾1960年代在哈佛求学的岁月：“去参加社交舞会——往往在法学院宿舍的饭厅举行，波士顿各校的女学生上百成千地蜂拥而来，都是为了和‘哈佛人’约会。严格来说，只有哈佛的本科生才有资格做‘哈佛人’，除此之外，法学院的学生也很吃香（商学院和医学院距哈佛园较远，自立门户），而最不受女性青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研究生。”

2014年，滕威在哈佛访学，也见识到这种“势利”：哈佛燕京学社设宴邀请各院系访问学者聚餐，和社长一起坐主桌的，都是肯尼迪政治学院、法学院这类学院的学者。人文院系的学者则被安排在边缘的位置，滕威和她的合作导师（东亚系著名教授）以及工作人员一起，坐在靠门口的桌子。

不过，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都只招收研究生。这些大学没有选择从本科阶段就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培养。

人文学科≠人文

学者刘小枫指出，将学术或者高等教育分成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三大块，又将人文科学划分为历史学、文学、哲学三大块，是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结果。而“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这意味着，人文之学的“分”，不只是简单地将人文知识分成若干部分，而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文”的消解。

刘小枫曾任教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其官网上有一句话：“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

近十几年来，从北大元培学院、复旦学院，到中大博雅学院、清华新雅书院，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探索通识教育改革。

然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本已存在矛盾，要突破人文学科科学化分科的形态、兼顾智慧与修养更非易事。大学要培养“有教养的人”，不能满足于将各人文学科重组，以提供更全面的“人文知识”，还应反思被异化的人文学科，找回业已衰微的“人文精神”。

钱锺书认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

《文心雕龙》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西方没有这样的评论方式，故不会说文章可分阴柔阳刚，也不视文如人，想象着文章本身就像人一般，有其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再者，西洋人就是讲到气，也只是指气压，而非气息。

西方也许没有“人化或生命化”的文论，却不乏富有生命力的人文传统。

在科学被无限崇拜的19世纪，一位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招魂者感慨道：“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

说这话的人是尼采。对科学的霸权与僭越，他发出峻厉的批评声：“科学受它的强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

如今的学界，针对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反思，也已逐渐显现。

我询问受访者同一个问题：“如果学者纯粹喜欢文本、概念、理论或形而上学，熟悉本学科理论和术语的操作，即使对性情与德性没有兴趣，依然能写出高水平的文科论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曾从事通识教育的赵芬回答时语气凝重：“这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剥离。人文之学应该是投注了自我生命力在里面的，需要很深刻的个人体验，不仅可以从其研究中见出才学识力，更可想见其风怀与德性。”

学者徐晋如将现代人文学科比喻为“把研究对象当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去解剖”。“好比说一个美人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感受她的美，传统对辞章的研习是这样一种方式，去感受它的美，义理、考据、辞章相辅相成。现代人文学科不同，它把这个美人给弄死了，或者说宣布她死亡，然后对她进行一个解剖式的、显微镜下的非常客观的观察。”

这种反思，与西方对“专业主义”的批判有共通之处。

1983年，萨义德提出“业余性”的概念，以对抗人文学科的“专业主义”。他在《知识分子论》中说：“专业化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结果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能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来看待。”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认为，专业主义“要求学者体现和贯彻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和权威资料，经过这类‘学科训练’的知识”，“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

学者李欧梵亦公开提倡“业余化”：“文学变成一门专业学科，无论在中国和西方都是近两百年的事，以前把文学视为文人风雅之事或道德文章的大业，现在只把文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

众多讨论全球性削减文科、“去文科化”的文章关注的是人文学科资金投入的多少、学科建制的大小，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杨不风则越过这些“量”的层面，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内涵：“人文学科向来以服务于精神和生命为标榜”，“如果说人文学科有危机，危机在于人文学科是否仅仅成了为人文学科生产的专业化游戏。”

杨不风说：“人文研究的科学化是晚近人文研究的大势所趋。曾经的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被数学化的社会科学接手，凡是定量的研究就被推崇，凡是定性的研究就被轻视，例如计量历史学就在向传统史学叫板。”

丁明解释他从T大辞职的原因时，也提到了一位传统史学大师：“钱穆是人文气质，对文化有‘温情与敬意’，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生命潜能的释放。但现在的人文学术很多是异化的，甚至是富于伤害的。为什么做学问，就是求生命安放。学问不是外在、异己的，而是内化于自己生命中的。”

临别时他说：“我对大学是没兴趣了。”（文/周建平、谢若含）

（应受访者要求，赵芬、何丽、丁明、林震、叶强为化名。感谢韩益民、赵芳菲、杨宙为采访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刘小枫、李工真、孙美花、张凤娟、张汝伦、张瑞菁、余凯、顾明远、黄成亮、龚鹏程、覃红霞、廉思等学者及财新网、新华网、澎湃、《粤海风》、《羊城晚报》、《时代周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等媒体的相关文章，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