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中研究应为最高任务；大学的研究教学也需适应平民的要求。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光明微教育”（gmweijiaoyu）

文/孟宪承

（摘编自《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上，它代表了人们的最高的努力了。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欧洲中古的文化，是以知识融合于宗教信仰，而成立所谓“理知的统一”的最高原则的。那时寥如星辰的几座大学，也就以宗教的哲学，加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外形，而统一了好几百年的学术。到了近代，文化的本质改变过了，大学所研究的学术的内容，也自然随着改变，巴黎大学的拉菲思教授这样说：

现代大学和中古大学的不同，在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的个别，中古以知识放在宗教的范畴中；现代则把知识放在科学的系统里：中古的生活原则是权威，现代的生活原则是自由了。

脱去一切传统的，权威的锁链，凭着训练的智慧，来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发现它们的真理——事实和原则，从而把握人类自己的命运：这无疑的是现代文化的动向了。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现代大学的理想：

一、智慧的创获中古大学，只兢兢于知识的保守（conservation of knowledge）；现代大学，则于保守以外，尤努力于知识的增加（increase of knowledge）。保守是最要紧的，中古学者们的独抱遗经、拾残补阙，也是尽了他们的使命的。但现代人类的系统的知识的总量，突然地长大、增高，全靠着学者的奋力于发现、发明，而不以保守、敷衍为事。1809年柏林大学的建立，便是这一新理想的最先的表现。那时，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氏（Von Humboldt），耗尽了心力，罗致一时学术有深造和特创的几个学者，如赫姆霍尔兹（Helmholtz）、利比希（Liebig）、冯特（Wundt）、费希纳（Fechner）、洛策（Lotze）、黑格尔（Hegel）等于柏林；又确立了“教学自由”（Lehrfreiheit）的原则，使得学者能够大胆地批评、研究、创造发明。这真是近代大学教育史下一个伟绩。1882 年后，阿尔特霍夫氏（Althoff）又独断地掌握普鲁士教育行政至数十年，他所毕生经营的，就是供给各大学以充分的设备，成立各个巨大的研究所（institute），务使最初柏林所倡研究的精神，能够贯彻于一般大学，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到现在，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造的学问”（creative scholarship），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original research）。而这新的学风，确是德国大学所开始。

二、品性的陶镕大学是一个学校，师生应该有学校的群体生活。而且，从来大学的师生，被当作社会的知识上最优秀的分子（elite），是反映着社会的最美的道德的理想的。英吉利的国粹派大学，如牛津、剑桥，尤其注重学生在群体生活中，得到品性的锻炼。它们本是若干独立的学院（college）所合成。这所谓学院，并不只是一个学堂，而是大约能容学生二百人的一个宿舍。其教授（fellow）必住在院内，做个别学生的导师（tutor）。导师和学生，共其起居作息；课余餐后，自由讲谈、从容娱乐，活泼地表现出一种敬业乐群的精神。我国古代教育者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能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牛津、剑桥的学院生活，就仿佛有这种风致的。所以牛津的一个学者纽曼（Newman）于1852年著《大学理想论》，甚至于说：

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就是最近，剑桥教授巴克（Barker）论大学教育也说：

大学要达到它的鹄的，不仅在发展智慧，也在于师生聚处的群体生活中自发的诸般活动，养成道德的骨干。“范成品性”（forming the character），像“发展智慧”（developing the intelligence）一样，贯彻着我们从小学以至大学的教育。

这虽然是英国大学的殊风，也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的共同理想。

三、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我们曾说，现代人是有意识地以文化来推进社会的发展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又要回溯柏林大学的历史。普鲁士在耶拿（Jena）一战，几乎被拿破仑覆灭了；1807 年，已经沦陷的耶拿大学的教授费希特（Fichte），赶到柏林，作14次公开演讲，他的激昂的呼声是：“恢复民族的光荣，先从教育上奋斗！”这就是创立柏林新大学的一个动机。民族复兴，是现在德国一般大学的无形的中心信仰。至于牛津、剑桥，是英国累世的政治家、学问家所从孕育，所以霍尔丹（Haldane）说：

民族之魂，是在我们大学里反映出来的。

晚近民族的竞争，社会机构的突变，更加把大学直接放在民族和社会需要的支配下。墨索里尼对于意大利大学发展民族生产力的要求，已经是引起了许多变动。苏联于1930年后，除少数文理科的大学远属于各邦教育委员会以外，更把大学分立为各个研究所，各个分配于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的组织，使其受着密切的统制。这不复是中古萧然世外的学者所能想象的了。

那么现代大学有哪些具体任务呢？

一、研究

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最高任务。在这方面英国与美国不同。

在英国，牛津剑桥的学院，本来并非学术专业的分科；所有各学院的学生，一律受三年或四年的所谓“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指文理科普通训练）。虽然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分为“优异”和“寻常”两部的课程（honors course and pass course）;其优异课程含有较精博的自动研究。但学院毕业以上，大学并没有研究科（graduate work）的位置。

美国大学的体制又很特殊，可以说是“英国式的自由学院加上德国式的大学的一个混合组织”。最初，美国只有四年制的文理学院。它的追从德国大学的高深研究，始于1867年奇尔曼氏（Gilman）的创建琼斯赫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这大学，开头没有设四年制的文理学院一级，而只招别的学院的毕业生，在几个精选的学者——其中多数是留德的——之指导下，从事精深的研究工作。

二、教学

这是凡有学校所同有的任务。学术的传习与研究不能截然分离。

英美的自由学院，只以教学为其主要任务。也着重品格的熏陶，似乎教学以外，还有“训练”（training）一重要任务。是在学院的群体生活中进行；学生品阶、礼貌、克己、爱公，大半就范成于他们的游戏、竞技、集会、社交等的组织和活动。

至于德国，佛勒斯纳写到：因为德国偏重研究，常人的观念，一定以为德国的教授是看轻教学了。其实不是的；不过在教学上，他不以不为婴儿般的方法（spoon feeding）一只学生的自动研究——他的学生不需乎此，他自己是不屑于此的。

三、推广

大学对社会的靖献，就在于他的研究和教学，但也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其知识于“宫墙”以外，而有所谓的“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

欧洲的大学教授，本来有一部分演讲是公开的，但大学兼办“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的，却没有。像德国的民众学院（volkshochschule），法国的民众大学（universitepopulaire），都是独立的机关，并不在大学系统之内。

英国的大学推广（university extension），则是一桩很有历史的事业。1873年在剑桥开始，1878年牛津也仿行的大学推广，起先只是一种“巡回演讲”（local lecture system），由大学派出讲师，到各地方做短期的系统的演讲，后来发展为“大学辅导班”（university tutorial classes），则每班已是三年一期较正式而有考试的校外课程了。

到美国，则所谓大学推广，形成大学里一个庞大的组织：其活动，则于推广课程（extension courses）之外，尚有家庭自修（home study）、通讯教学（correspondence teaching）、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等繁多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