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实质是人才竞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日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对培养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具体目标和要求。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破解“高精尖缺”培养难题，希望真正抓住一流人才培养的“牛鼻子”，探索中国培养“高精尖缺”人才的路径。

　　——编 者

　　不久前，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振奋人心。一方面，人们为中国科学家在久未取得突破的基础科学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兴奋，另一方面，也在为我们本土培养出世界级优秀人才而点赞。

　　长久以来，由于我国本土培养的人才在基础科学领域鲜有重大突破，使得不少人对我国本土培养“金字塔”尖上的一流人才持悲观态度。杨振宁就曾主张，高端人才，尤其是“高精尖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会出现顶级人才的空缺，而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会被留学(课程)归国人才填补。

　　如何在“海外引进”的同时加强“本土培养”，培养我国创新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是当前我国建设人才强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供职人数太少，与国家地位不相称

　　“目前，通晓多种语言、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具备宽阔国际视野、通晓国际事务规则的人才储备十分不足，直接导致了我们国家在国际组织中供职的人数太少，级别较低，无法代表国家发出更有力的声音。我今年已经70岁，明年将退休，需要有合适的人选来继续代表中国担任这一职务，在处理WTO成员国的争议中继续展示中国水平与中国形象。”

　　日前，在“多边贸易体制、争议解决与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WTO上诉机构现任大法官、中国内地首位在WTO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张月娇不无忧虑地说。

　　从张月娇的个人履历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国家急需的国际性复合人才的必备条件：国家的强盛，曾留学法国、英国，通晓英、法两种外语(课程)，MBA和法学博士的学历背景，再加上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约法律司、亚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的经历……而这样的素质与能力，对于人才的培养，显然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当前，国际复合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十分匮乏，“能够为中国企业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诉讼中保护权益的最高水平的法律人才十分稀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也强调，“当下，国际诉讼与仲裁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明显不够，与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严重不相称。”

　　法律领域如此，直接攸关大国间经济博弈的金融领域也是这样。“纵观我国金融业发展，每一步开拓创新都需要从国外引进高端人才，本土金融人才因为缺乏创新能力只能居于二线。私人银行、信用卡、量化模型设计……这些金融领域的新业务在起步时都要依靠境外的金融机构和从业者来引导。我们的金融人才只能驾驭传统业务，对于创新性业务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也认为，“和国际金融人才相比，我国金融人才的国际交往能力较差，对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特性和对风险的把控较弱，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创新能力较差。”

　　与此同时，参与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中国人很少，能够代表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发声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吴晓求说：“高端人才储备不足使得我国向国际金融机构推荐行长、首席经济师等人才时十分费力。即使派送到国际金融组织的人员，其影响力也很低。”记者了解到，现在国内金融机构要到海外设分机构，能够通晓国际法规和市场运行规则的人不多，能够对上市公司进行定价并引荐海外投资者的人也很少。

　　“不仅中国金融的海外拓展对人才培养有迫切需求，国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急需高端人才。随着现代金融行业的兴起，各类金融产品和工具迅速衍生出来。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需要具备现代金融知识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支持。而目前能够对现代金融市场进行管理，对金融工具、金融产品进行设计的高端人才凤毛麟角。中国从国际秩序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培养能够与国际接轨的高端人才变得十分重要。具体在金融领域，一流人才的匮乏将成为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吴晓求不无忧虑地说。

　　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太低

　　这是一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据《财富》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适合全球化要求”的年轻工程师只有16万人，不到美国的1/3。中国国际化工程师占全国工程师比例不到8%，而印度为25%。中国工程技术人才人均所创造的产值仅有美国的1/16、德国的1/13。中国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仅为24.8人……

　　瑞士洛桑也曾发布《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合格工程师”的数量和整体质量在参与排名的55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四十八位。

　　这样的数字，如一块巨石，压在人们的心底。

　　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均居世界前列，但高精尖人才严重匮乏。有统计资料表明，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参与领导层的我国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0.4%、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1%。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权威机构评选300多位对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我国入选的科学家不到10位。从国际性权威科学院外国会员人数的国别排序来看，我国处于第十八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不久前，记者采访因“千人计划”回国的中青年科学家，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这样的共识：回国，重要的驱动力是为了帮助国家培养出更多最顶尖的创新人才，尤其是能够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推动全人类进步、彰显中国大国形象的“金字塔”尖上的人才。

　　许多学者认为，“近些年来，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与国家地位与历史严重不相称。这暴露出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较大和拔尖创新人才数量的不足。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国家长远发展。”

　　找准高精尖缺人才匮乏的“痛点”和“难点”

　　其实对于“高精尖缺”人才培养的瓶颈与症结，我们早在30多年前已经有所认识和反省，一些大学也开展了一流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验，但效果却不令人满意。

　　1984年浙江大学率先创办以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试点班——混合班；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鼓励、引导和规范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如2009年，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在学生遴选、教师配备、培养模式等7方面进行改革；2011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启动“设立试点学院，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工作，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入全面探索和实践时期……

　　有学者分析，应该说，这几种尝试与探索对唤醒整个社会的人才意识，为国家迅速培养一批基础科学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依然遇到一些困惑，比如，从冒尖的程度上看，“平而不尖”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独占鳌头者为数寥寥，尤其在科学研究领域成为领军人物的并不多。所培养出的人才距离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

　　探究原因，如何让一流人才的“苗子”真正“冒”出来是“痛点”所在，同时，批判性思维的不足，“志趣”的缺乏，为短期功利目的而学，缺乏远大的专业理想和持之以恒的学术动力也是困扰人才培养的难题。此外，国际视野不够、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动手实践能力不足、对国际规则不熟悉等也都是困扰拔尖创新人才与领袖型人才成长的“难点”和“痛点”。

　　“一流人才培养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培养理念、课程设计、教学管理、成长环境、发展平台、考核评价、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更大力度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人才。”一位曾长期担任大学党委书记的部委领导指出。“人才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不能等到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明显短板时才后起追赶，而应未雨绸缪、提前筹划。”浙江大学相关负责人分析。

　　能够引领国际科学发展趋势的战略科学家，有望推动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科技领军人才，具有国际化管理创新和跨文化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人才，战略规划、风险评估、资本运作、国际投资等领域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通晓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复合型人才……如何让他们真正“冒”出来？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

（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