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来说，今年的生日过得忙碌而充实。因为就在他生日的当天，清华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作了关于《全力推进综合改革，加快转变学校发展模式》的报告。作为教代会代表，这个报告让李锋亮感觉很振奋。

清华的此次改革是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在这一环中，“实施终身教职制”更是其中的“一个小点”。然而，正是这“一个小点”，却让同处京城的另一所重点大学里的一位老师觉得有些苦恼。

就在清华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有老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反映，他所在的高校几年前已经开始推行教授终身制。作为以人才计划身份回国的海归，他已是终身制系列的副教授，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晋升教授。

“终身制教授要经过国际评议。可是即便获得好的评语，但国内那些不在终身制系列而又参与评价的老教授还是会狠狠‘给一刀’。”该老师说，因为对这些老教授而言，如果让年轻老师当了终身教授，享受几十万元的年薪，心里总是有点难受。所以，即便是“杰青”“千人”，也都纷纷“落马”，至今该校还没有一个终身教授。

围绕着同样一个制度，有的学校在积极乐观地推行，有的学校却已暴露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

个案？普遍？

对于国内的高等教育界来说，“终身教授制”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了。新世纪以来，“尝鲜”终身教授制的国内高校也不在少数。

比如，2011年《上海教育人才“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将建立在学科末位淘汰制基础上的教授终身制提上日程。在高校方面，2010年，山东大学( 招生办)14位教授被聘为终身教授；在此之前，2003年，包括北大、华东师大在内的高校在国内最早公布了“终身教授方案”……

作为一个舶来品，终身教授在国内扎根其实还算顺利。那么，上述那位副教授所提到的现象，在这些院校里普遍吗？

2003年，国内首批“终身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产生，距今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里，“终身教授”在华东师大从热到冷，如今早已没有当年的关注度。而据该校教师卢俊（化名）回忆，类似“背后给一刀”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

“被评上的基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于他们的当选，大家也没什么异议。”卢俊说。

同样，在山东大学2010年聘任的14名终身教授中，仅两院院士就有7名。“当选的基本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没有人对他们当选表示疑惑。”该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大学自此次聘任之后，四年时间里再没有过类似的聘任。事实上，大部分高校之前开展的终身教授制改革，都在一个热热闹闹的开始之后，慢慢归于平淡。能够成为终身教授的也基本上都是学校的“大人物”。

比如，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该校公布了5位终身教授的简历。记者发现，这5位教授中，有3位都曾担任过该校的校长或副校长，无论从学术资历还是行政位置来看，都属于“众望所归”。

难道“背后给一刀”的现象仅仅是个例？

荣誉？制度？

至少在卢俊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有一个现象必须要注意，那就是目前国内高校的‘终身教授’，其‘荣誉性’可能要大于‘制度性’。”采访中，卢俊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国外的终身教授制是为了保障教师的科研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创立的制度，其覆盖面几乎遍布高校的所有教师，而国内目前仅有少数高校有相关制度。更重要的是，有资格获得终身教授的几乎全都是业内大家。“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终身教授’其实只是对他们身份的另一种认可。换言之，与其说这种制度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倒不如说是一种荣誉。”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内的教授大部分都是‘终身制’的，因为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教授职称是可以一直保留到退休的。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少数教授‘终身教授’待遇，其实是名大于实的。”卢俊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在建立相应的淘汰机制的前提下，将所有教授都纳入到终身教授体系中，使之成为高校的正常人事制度，终身教授的“荣誉性”才会慢慢被“制度性”所取代。

然而，当终身教授制通过扩大覆盖面，慢慢从一种“荣誉”转化成“制度”，上述现象还会是个例吗？要知道，被“捅一刀”的教师所在的学校，目前进行的正是这种全校性的改革。而清华的此次终身教授改革也是要覆盖该校大部分教师的。

“事实上，2003年国内一些高校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就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导致改革无法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改革逐渐向正轨转变中的‘阵痛’。”卢俊说。

红利？利益？

如果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比作“阵痛”，那么对于引起阵痛的原因——由终身教授与非终身教授间巨大待遇落差而引发的利益纠纷，是否正常呢？

今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招生办)资深教授章开沅主动“请辞”的做法引起社会广泛热议，也让高校内部各种形式的终身制再次走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西方高校实施良好的终身教授制，到中国却有些变味的现象，有学者这样解释：“美国的终身教授只是一种资格，并不意味着在学术和相关待遇上就有什么特权。但中国的终身教授、资深教授常常是享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待遇的,而且这些待遇还是永不退休的。因此，我国的终身制不与学术自治相关，而与利益相关。”

对此，李锋亮有着不同的看法。

“要改革就要有改革红利，否则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冒风险进行改革的。”李锋亮说，“我们要求教师走终身教职的轨道，但如果不对他们做利益上的回报，教师是不会有很强动力的。如果一个学者其水平已经可以去美国高水平大学当教授了，那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继续拿着微薄的薪水待在国内高校呢？至少他的回报要比国内其他高校的非终身教授高吧？”

事实上，在美国高校中，除“终身教授”外，还存在着一种“荣誉教授”制度。“该称号是在教授退休后，学校给予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时限。”在卢俊看来，目前国内大部分终身教授，从某种角度更类似于这种“荣誉教授”。

“这就回到了之前的问题上，那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卢俊说，如果仅仅将其视为对少数精英人才的荣誉认可，就不必涉及具体待遇倾斜，因为“荣誉”本身就是一种待遇，但如果将其视为具有一定覆盖面的制度性规范，那么仅靠荣誉肯定是不行的。

先天缺陷？后天不足？

清华大学首次开展终身教授制的试点也是在2003年，试点院系为物理系。而现在清华已经有多个院系启动了包括终身教职制在内的人事制度改革，这几个院系包括生命学院、经管学院、物理系和计算机系等。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院系几乎都属于所研究领域在学术标准上有广泛的国际共识，而‘中国特色’成分较少的院系。”李锋亮说。

李锋亮口中的“中国特色”指的是学科发展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在国内属于学科前沿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国际上却不一定能够获得同行认可，也缺乏世界一流的国际标准的情况。

“比如，曾经有位院士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当输电线沾染大量灰尘时，如何保障输电安全。这一研究领域在国内属于国家战略性需求，也属于学科前沿问题，但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却可能并不像中国那么急需，也就自然缺乏相关的评价标准。”李锋亮说。

然而，在国际通行的终身教授资质评价流程中，需要的恰恰是对其科研项目和科研能力在国际范围内的同行评议。当一门学科“中国特色”很明显时，国际范围内的同行评议其实是很难的。

几乎公认的一个事实是，理科的学科标准在国际范围内是较为通用的，但文史学科的标准由于受当地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制约，很难统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史学科的国际同行评议很难，但刘志业并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今年6月，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由于其突出的汉学成就，获得了首届唐奖汉学奖，该奖授予在可持续发展、生物制药科学、汉学和法治研究领域，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个人或研究机构。而就在两年前，余英时还获得了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所依靠的依然是自己的汉学和历史学贡献。

“余英时接连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说明人文社会学科其实同样存在着一定的评价标准，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和它们接近乃至对接。”刘志业说，事实上，只要是学术研究，便都需要同行评议。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开放程度远不如自然学科，其标准也比较保守，这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缺陷，而是我们的后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