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的创业先锋班，招了五期，多少人创业了？一个没有。”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天使投资与创业教育高峰会上，中国创业智库理事长、清华大学()DMC创业教育项目核心专家赵延忱透露了两个多少让人有些遗憾的数字—最早尝试开办“创业先锋班”的一所知名高校，毕业5期学生，毕业生创业人数为“零”；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创业相关院系的两所大学，如今学生临近毕业，选择创业的人数也是“零”。

　　在上述高峰会议上，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那些致力于创业教育多年的专家学者，在谈到“心爱的”、“前途无量的”创业教育时，总会紧跟着又爱又恨地反问一句—我们的创业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

　　案例库里的“一地鸡毛”

　　赵延忱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创业教育研究的学者，他曾到50多所院校开展过创业培训讲座。每到一所学校，他听到最多的，就是“困难”。他将这些听到的“困难”搜集起来，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国内外十几所相关院校后，他总结，所有这些“困难”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创业教育忽略或者没有意识到要按照企业生成的内在规律办事。

　　他说，创业的一切问题，核心就是“实践”。但“实践”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最困难的一点在于，找不到手头握有好项目、愿意创业的人。

　　这样的人，原本被寄希望于由形形色色的“创业先锋班”来创造，但实际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赵延忱对众多创业班调研后发现，问题正是出在了创业教育上。

　　“我问他们(创业班的老师)，你们教什么？他们回答就是上课，给学生们了解一些企业。”赵延忱听到这样的回答，立马跳了起来，“你这是教他了解企业，又不是在教他创业！你教会他搞工商注册、教会他企业税务，跟创造一个企业一样吗？”

　　赵延忱对上述创业教育的形式嗤之以鼻，他认为，真正的创业其实是一个“卖东西”的过程，“就是一个东西卖出去，为了卖东西才去开办一个企业，怎么样获得第一笔销售收入？怎么样在同学们的脑子里植入一个项目的种子。”

　　当一名教师将创业教育案例库展示在他面前时，赵延忱当着系主任和老师的面，态度明确地指出，“我说这案例库就是‘一地鸡毛’。”他认为，学校方面只是把案例一股脑儿地打包成编织袋给了学生而已，并没有将案例捋顺再重新编辑从而得出创业规律教给学生，“你应该给学生一根长满树叶的树枝，而不是把散落一地的树叶胡乱打包起来塞给学生。”

　　在创业教育中，赵延忱认为，教师的职责应该是总结规律，告诉学生“创业路径是怎样的”，并指导学生根据创业不同阶段用不同手段解决遇到的问题。“应该通过案例分析告诉他，创业的风险是可以规避的。”赵延忱说，如果光是让学生自己看案例，那很多人会被失败案例吓倒。

　　创业实践和创业教育这对矛盾，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学兵感受最深。他曾多次在走访调研创业型企业时被前台挡在了门外，“她(前台)直接问一句，你研究创业的、搞培训的，跟我们开公司的有什么关系？你们的培训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

　　“做实践的绝对是瞧不起搞理论研究的，觉得搞理论那一套指导不了我的实践，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彭学兵说，他到企业请创业者做一些个案介绍或者问卷调查，企业主“一般都比较排斥”。

　　是不是一定要学生创业才算创业教育成功？

　　对于赵延忱的观点，另一个创业教育专业人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招生办)教授王艳茹持不同观点。王艳茹从2006年开始研究创业教育，并在2010年时成为KAB创业教育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她透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了一个有关“建立一个完整创业学体系”的提案，“教育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给了一个很正式的答复。上周刚刚拿到答复说，各个学校可以尝试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之下设立这样的专业。”

　　王艳茹指出，创业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准确些说，当前的创业教育应该是一种创业精神的教育，“我们学生学完这个(创业)课程之后，首先他了解了基本商业知识、规律、流程和方法，其次他拥有创新、冒险精神，然后他会发现不管将来做什么工作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创业精神在里面。。”

　　王艳茹在2012年参与了教育部《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的制定。这一要求指出，高校应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

　　王艳茹说，上述要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以教授创业知识为基础，以锻炼创业能力为关键，以培养创业精神为核心”，“这里面提的，主要就是说创业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曼红也赞成创业创新精神的培养一说。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开始就在美国学习，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都伴随着创新教育。

　　“我带女儿学画画，当时她才4岁，老师跟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画的每一笔都没有错误，都是对的。不是你一定要按照老师说的样子去画。从4岁开始就给学生灌输这样的理念，这是一个创业教育的生态问题。”刘曼红认为，中国学生的创新意识缺乏，不是区区一堂创业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整个一个教育生态的问题。”

　　创业生态营造缘何遭遇投资人“不配合”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许孟祥也把创业教育当做是在营造一个生态氛围，“能有几个人出来创业、能诞生哪些明星企业固然重要，但为学生营造一个创业氛围更重要。”他提出一个包括市场、文化、制度框架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投融资、支持体系在内的创新创业生态园概念，而这一生态园的打造，少不了创业初期天使投资人的配合。

　　紧接着的问题是，天使投资人为什么要配合学校去营造这样的创业生态园？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的天使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尽管天使投资规模年年见长，但投资人大多对大学生创业项目不抱希望，也很少会投资。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冯冠平在天使投资人圈内声望极大，这个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主任出身的大学教授，在20世纪初就开始做天使投资，迄今16家被他投资的企业已经上市。

　　虽然与大学生创业项目接触不少，但冯冠平并不主张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成功率太低，不成熟，也没有人敢投。”会议间隙，一群创业者围着这个老教授交换名片，看到特别年轻的创业者时，他总会提醒一句，“这种大会是找不到好项目的，我一般不投。”

　　上海一名国企创投公司的总经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即使其企业所在区域政府官员大力鼓励创新、支持高校产学研结合，他本人还是对高校推出的创业项目持谨慎态度，“我基本不会去看高校的项目，他们搞创业大赛，我参加一下，但肯定不会考虑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刘曼红则给初创企业支了一个“众筹”的招儿。今年4月，央行在定义中国互联网金融形态时，将P2P网贷和众筹融资等都纳入其中，这一定义，释放了公众对于天使众筹的想象力。

　　“众筹未来一定会有监管，比如要求必须信息披露、必须要交给监管人员文件等等，可能会增加些成本，但监管健全也是在帮助大家规避风险。”刘曼红说。

　　许孟祥以美国哈佛大学的i-Lab实验室举例，那里的学生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呈送给实验室后，实验室会指派一名或者多名相关专业课教师对其进行指导，此后实验室还会帮助其进行投融资。

　　近期，一个“把蟋蟀拿来吃”的奇怪项目，就获得了美国最大众筹公司的投资，1300个美国人一起出了7万美元给3名哈佛学生创业卖蟋蟀，蟋蟀被做成了海盐、碳烤、起司三种口味以零食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报记者 王烨捷 周凯）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