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大学，正迎来新一轮办学高潮

今天（17日），昆山杜克大学与首届新生正式搬入位于昆山的新校园，采用明末清初昆山学者顾炎武书法风格的“昆山杜克大学”竖匾首度亮相。三个多月前，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陆续搬进位于浦东陆家嘴的新校园，教学和办公都在一栋15层高的大楼内，与纽约大学与曼哈顿金融区的“无缝融合”、“垂直大学”理念如出一辙。

也是今年，温州肯恩大学成功去“筹”字，首度面向外省市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次面向全国招生。

可以说，这是中外合作办大学在停滞了七八年之后重新开闸。此前，我国已拥有3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中外联姻大学的新一轮集体亮相，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正迈入快车道。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些高校的出现除了让“本土留学 () ”成为可能，还意味着大学教育理念的转换——对众多“体制内”的高校来说，联姻大学聚群，无异于是“狼来了”的信号……

解放学生思维，从打破文理分科和专业壁垒开始

文科生要学数学，理科生要学写作，上海纽约大学沿袭纽约大学严格的“通识教育”，尤其强调写作训练。相对于“千人一面”的本土高校，如此育才路径别出心裁。

2013年8月11日，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迎来首届新生：295名本科生，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上海纽大的母体院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

在华东师大思群堂，伴随掌声和欢呼声，著名学者俞立中教授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我叫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同学们可以按照英语习惯，叫我Lee！”就这样，一个曾主政中国传统高校十余年的校长完成了华丽转身。

在俞立中面前的是一所全新的大学。外人只要看看上海纽大的本科课程表，足以嗅到“洋高校”吹来的不同风向。在上海纽大，本科生课程包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三部分。本科前两年需完成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社会和文化基础”、“写作”、“数学”、“自然科学”、“语言”五大部分；后两年，学生再完成大部分专业课程。

校方在设计课程时别出心裁。比如，在“自然科学”下设的“科学、社会和历史”课程，探讨的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和历史时代的人对科学发现的态度，综合了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另一门“科学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同时学习物理、化学和生物，综合呈现不同学科的基本概念。

在这里，文理不再泾渭分明，学科与学科的界限也显得很模糊。校方言明，每个学生毕业时都要具备较高的数学水平，因为“作为一种‘通用语言’，数学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世界很多重要问题的逻辑和分析工具，在愈发复杂的当代社会中获得生存与成功，每个人都需要它。”与之相对，理科生则要学习如何写作，并且，写作不止大一年级要上，还要通过“学科写作”融入学科教学，贯穿大学四年。

上海纽大沿袭了纽约大学或者说美式高校严格而坚实的通识教育，并对这种自罗马政治家西赛罗提出的教育理念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无论学生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通识教育都成为了卓越教育的基石。抛开狭隘的就业考虑，这种教育方式解放了学生的思维，促进自由发挥创造性。”

当越来越多的教育圈内外都充斥着本土高校“千人一面”、不同院校间鲜有办学特色可言的责难声时，以上海纽大为代表的中外联姻大学，则以风格迥异的育人方式成功地夺人眼球。改变，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龟速发展”，是为了尊重办学规律、精益求精

先开硕士，再开本科，龟速发展，小而精办学。美国私立名校追求“非常资源集中”的高质量精英化办学风格，给国内“体制内”院校带来强刺激。

紧跟上海纽大的脚步，第二所美国大学也来了。2013年9月12日，由武汉大学( 招生办)与美国杜克大学为母体大学的昆山杜克大学宣布正式建校。

正当外界期待杜克大学这所媲美常春藤盟校的美国南方名校会带来什么不同于上海纽大的课程体系时，它的“起步”令人始料未及：2014年秋季首次招生仅招3个硕士项目，预计5年后招本科，最后开博士项目，最终在校生不超过3000人。

“对一个新专业，办了几届硕士后会形成教材体系和师资结构，有需求的话再办本科、博士项目，这样才是科学负责的态度。”在昆山杜克大学首任校长刘经南看来，如此“龟速发展”其实是尊重学术的严肃性，这延续了母体美国杜克大学谨慎办学的态度。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排名，杜克大学全美排名第7，与麻省理工学院并列。杜克此次“远嫁”中国至少带来一个好处：让国内高等教育界得以坐在第一排围观它的办学思维。虽然前期仅开设3个硕士项目，分别是全球健康理学硕士、医学物理学硕士、管理学硕士，但足以发挥“管中窥豹”的效应。

以全球健康理学硕士项目为例，光听名字就能察觉它和国内很多硕士培养项目不同。比如，这个项目的学科融合色彩十分浓重。据介绍，它将致力于疾病预防，但会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探索导致疾病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健康公平性，将汇集医学、公共卫生、法律、经济、政策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授课。

在师资方面，上海纽大和昆山杜克都花了大力气。目前，上海纽大的师资构成中，包括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等“学术大佬”。刘经南透露，昆山杜克大学设立后的前两年，就将邀请50多位杜克大学教授前往昆山授课，与此同时，该校全球招聘的师资将委托杜克大学相关学术委员会招聘，接受聘任的教师都将在杜克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以保证其达到“杜克水准”。

华丽的教师阵容注定了课程开设成本极高，并且，不论是上海纽大，还是昆山杜克，都坚持“小班教学”——上海纽大公布的师生比是18，这是国内无论哪个大学都无法做到的。而昆山杜克首届全球招生100人，换言之，平均一个硕士项目仅招30人。

据此，这批中外合作大学收取相对高昂的学费就变得容易理解（约10万元人民币/年）。一位国内“985工程”大学校长告诉记者，中美合作大学给国内体制内院校带来的强烈刺激之一就是：如同美国私立名校般追求“非常资源集中”的高质量、精英化办学。

教学质控拒绝“严进宽出”

每份作业要经过防抄袭检索鉴定系统，每份试卷要经中英内外部考官评估。当国内传统高校备受“严进宽出”的质疑，西交利物浦大学引入外方严苛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如果把中外合作大学比作一个竞技场，无疑，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大陆的“首秀”。它们未来会走得如何？已经办校8年、拥有5届毕业生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为合作母体院校）或可提供一个可参照的答案。

主政西交利物浦大学8年，执行校长席酉民深悉中外合作大学的光环效应及其所要突破的障碍。

比如招生。如同上海纽大美方校长雷蒙在开学仪式上赞誉首届新生拥有“无上的勇气”一样，席酉民直言，最初选择西浦的家长和学生是在“赌博”。多年来，席酉民从不讳言他们的招生状况：“我们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只比各地一本线高10来分，与北大清华相比，我们录取的是比较普通的学生。”

不过，这批“中等生”在西浦却攒得一副好牌：超过80%的学生赴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读研究生，还有不少同学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或创业。

逆袭式的桥段让人不禁发问：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1年，一条爆料无意中令外界窥见此地的学习氛围。那年冬天，建筑系专用自习室里，大二学生吴敬之正专心画图纸，而他身后搭起了一顶帐篷。

“帐篷哥”一举成名，记者跑去找建筑系外教托马斯谈看法，没想到托马斯见怪不怪，并称“这在国外很常见，有人会把毛巾、牙膏、毯子、折叠床搬到自习室，我还见过有人把冰箱抬来的。”

在国内传统高校饱受“严进宽出”的质疑时，西交利物浦大学里高涨的学习热情首先来自分等级学位的压力。根据英国学位授予制度，学位证书将根据学业成绩标注等级，分别为一级荣誉学位、二级甲等荣誉学位、二级乙等荣誉学位、三级荣誉学位和通过学位这五个等级。

“拿到学位等级越高，未来读研或就业的机会就越好，所以大家都很拼命。”采访西交利物浦大学时，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这里严苛的英国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认证。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目前国内唯一同时授予中英学士学位的中外合作大学，这意味着它要接受中英两国政府双重教学评估。为达到英国学位授予要求，该校的所有教学过程按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的标准执行。从大一开始，每份学生作业要经过防抄袭检索鉴定系统。每份试卷除经内部考官评估，还要送给利物浦大学聘请的外部考官评估。

这套教学质控体系还规定了严格的升级制度。每学年考试不及格率在10%左右；每门功课只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事实上，该校首届学生有164名，顺利毕业的仅136名。未毕业的学生有因身体原因、转专业等主动申请留级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因为补考不通过或考场作弊受到留级处理。

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离开“体制内”高校，席酉民感到的最大不同是，现在是以制度形式保证高校的教学质量，这样才能真正地有据可查、不失水准。

教授治校，让校园回归单纯治学

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中外合作大学的实践直触体制内高校备受质疑的沉疴。

无论是新近出现的上海纽大、昆山杜克，还是此前成立的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他们在给中国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的同时，也被赋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路者”的使命。

在昆山杜克大学正式建校的新闻发布会上，校长刘经南就宣布，学校将坚持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制定学校章程，构建内部治理结构，突出教授治校原则。短短数语道出这所中外联姻大学将践行的全新办学理念。

在西交利物浦，行政人员会告诉你，始于校长，行政与教学就泾渭分明。根据学校制度，涉及学术发展事务等均由教师组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涉，而是要利用权力和资源为学术活动提供高效的支撑。“在大多数的评审表格上，没有行政人员签字的地方。”一位副教授如是说。

南京大学(招生办)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曾指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交利物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校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

实际上，“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在中外合作大学是最高频出现的两个词。在教育研究者看来，“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中外合作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

“上海纽约大学并不是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昆山杜克大学不是武汉大学、杜克大学这两座母校的简单叠加”……无论是俞立中，还是刘经南，都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外合作大学不是“复制粘贴”，而是优势互补，是对全新大学的探索与示范。

“当你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别人其实已经有瑕疵了，中外合作办学要有创造新模式的勇气。”在席酉民看来，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获取变得便利，网络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教学方式，探索一所新大学迫在眉睫。

目前，世界上有三大高等教育体系，北美的大学体系有足够的灵活性，学生有自我设计的空间，例如，拥有众多的选修课和自由转换专业的权利；英式的高等教育有着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每个教学环节的质量；中国教育重基础，学生的基本功扎实。从中外合作大学办学者透露的办学规划可知，对这三种模式皆采取开明态度。

各种关键问题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种种改革能否“移植”给国内本土高校？有“体制内”高校领导者直言不讳，“中外合作大学有体制优势，没历史包袱，所以中外合作大学干得成的事，传统大学只能看，没法干。”

对此，席酉民并不赞同。“这个问题涉及三方面：体制、管理、教学。在现有体制下，依然有很多管理架构、管理效率、教学模式等可以改变，关键是想不想改。不要把体制当成不作为的借口，这样会失去很多改革的动力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