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招生办)、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章程。这是继去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招生办)等6所高校章程出炉后的第二批章程面世。从已经公布的人大等校章程，到刚核准的北大、清华章程，985高校的章程都突出了“政校分开”、“去行政化”的精髓。

　　由此可见，教育部对各大学章程的核准与发布正在稳步推进。应该说，各大学《章程》的陆续发布，彰显出教育主管部门乃至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毋庸置疑，《章程》的发布对于高校向着学校自治、教授治学的目标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由此，学校自治、教授治学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章可循、有章可依了。

　　因为《章程》对一所高校的意义非常重要，相当于宪法之于国家。高校章程不仅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管理，实现依法治校的必要条件，也是明确高等学校内外部权利义务关系，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科学发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对此，教育部曾不遗余力地在推进高校章程的制定，应该说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记得2012年年初，教育部就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明确指出依据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2013年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2013—2015年）》，明确提出了“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完成章程制定的时间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努力的背后，都有一股力量在起作用，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力。整个章程的制定与发布，均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而是走行政审批程序。这不免有以行政代立法之嫌，很容易使大学章程成为行政规章，而失去应有的法律效力。这样的《章程》能否真正落实，能否起到高校“去行政化”的效果，这些都是容易起疑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大学章程的制定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地区的立法机构制定；二是由大学根据政府的特许制定。后者通常是在大学已经获得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发布还更多地掺杂着难以割舍的行政色彩。这种难舍难分、藕断丝连地行政隶属关系，很可能会影响到《章程》的进一步落实。

　　鉴于此，笔者认为虽然《章程》已经公布，但离着高校自治，“去行政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对此，我们一定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持续地推进教育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些高校发布章程的同时，深圳大学正在进行着通过“立法引领改革，推动去行政化”的新探索。据报道，目前已经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的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旨在通过立法和法治手段，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加快探索和提升我国高校的治理水平和能力。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深圳大学的新探索更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

　　然而，考虑到目前我国改革的实际，尤其是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日渐胶着，政府的强力推进仍然是需要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与规则的不断健全，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逐步放开审批权，交予市场。而这将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过程。或许深圳大学的新探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地启示。如果深圳大学的探索成功了，或许能为下一批大学章程的制定和持续地完善提供成功的样板。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章程》的发布只是做到了有章可循，有章可依，还不完全等同于章程的落实，关键在有章必循。基于此，高校“去行政化”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而这是急不来的，也不是颁布一个《章程》所能做到的。

　　（作者为哲学博士、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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