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还需扎紧篱笆开好源

民办教育要想做大做强，钱是关键，也是生命线。由于很难从政府那里拿到经费支持和政策资助，在泥泞中挣扎的民办高校只能从“以生养校”衍生出一系列融资操作。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热潮时期，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于是，广东出现了教育储备金制度，试图“以息兴校”。在这种运营模式下，从1993年开始的5年间，就有50多所民办高校在广东创立。但好景不长，1996年年底，国家开始宏观调控，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滑，教育储备金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这些学校中很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纷纷倒闭。

一直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潘懋元教授认为，民办高校的学费水平已经达到了“天花板”，通过增收学费来发展高等教育的空间非常有限。

增收学费的大门已经关闭，一些学校希望通过抵押来获得发展资金。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48条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我国《物权法》及我国《担保法》均规定学校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不得抵押。

面对此困局，一些地方纷纷通过立法加以落实。如《辽宁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明确，“鼓励社会基金组织为民办学校提供贷款担保，鼓励信托机构利用信托手段筹集资金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规定，“民办学校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对民办学校实行信用贷款，鼓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投资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和社会财团为民办学校提供贷款担保”等等。

“国家层面上，推动各级政府为民办高校培育担保体系，建立民办高校的信用体系，并积极开展民办学高校的信用评级工作，同时，将银行纳入民办高校的信用体系中，实现民办高校信用信息的充分流通及利用。”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认为。

除了形式，刘林还建议可以以收费权作为抵押，筹集办学所需的流动资金或者以此向银行贷款。

学校还可以开发自己的金融产品。比如，在建校舍时，可以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联合开发信托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来融资。“尽管成本略微比向银行借贷高一点，但总比借高利贷强。”

“如果学校办学资金确实有盈余，可以建立投资基金。”刘林表示，对此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专门化；二是取之于学，用之于学；三是比例要低，确保可控性。“除非有专门化的理财经费，否则不赞成办学者直接参与投资。而一旦投资失败，要到此为止，不要再追加投资，免得越陷越深。”刘林说。

这些民间尝试只能治标，治本之策是在制度上完善和规范民办高校的治理结构。

目前不少民办高校存在资产流失问题，基本都流失到了举办者个人或公司名下。比如，有的民办高校不以学校名义而是用公司名义收取学生学费。此外，通过控制学校的后勤收入、管理费、知识产权费等手段，从学校掏钱、圈钱。

举办者挪用或侵占学校资金却不被制约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目前民办高校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混乱，作为决策机构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形同虚设。刘林说：“这就要求把举办者和董事会的关系依法厘清，才能保证学校的独立运营、独立核算，确保法人财产权得以实现。”其中，过户管理制度亟待完善。不少举办者以“为了经营便利，不方便融资”等为由，拒绝把资产过户到学校名下，这就给学校的资金安全埋下了祸根。

“我建议，如果举办者不办理资产过户，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坚持采取不予发证、不许招生、不让办学等强制性措施，通过建立这种倒逼机制，保证资产支配权归学校所有。”刘林告诉记者。

针对部分民办高校的财务混乱问题，一些地方也早已行动起来。上海市要求当地民办学校把办学资金放在政府主管部门可以看到的一个账户上，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学校财务的监管，取得了很好效果。

宁波市2007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中就规定：“民办学校应当设立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属于民办学校所有，用于学校发生意外事故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处理。”这是民办教育管理上的一种探索与创新，也是有效规避办学风险、促进民办学校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工作：其中一个重点是要健全审计制度。”刘林表示，此前政府主管部门每年也都要求民办高校做审计，但大多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民办学校是社会公共资产，对于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结果，政府主管部门有审查的义务。”（记者 杨国营 刘博智 宋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