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记：《三联生活周刊》从2009到2014年一共出版了包括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六所世界名校的专题，六个专题、六所学校汇合在一起讲述大学精神的独特内涵。

人永远超乎他对自身的了解之外。他不是一次性的所是的东西，他是一个过程，他不仅仅是被确定的现有的生命，而且在这个生命中有自由的可能性，并从而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做出决定：他是什么？——雅斯贝尔斯​

剑桥大学（2009）

我到剑桥大学的时候正是黄昏，站在剑河边上，看着几只白天鹅从远处飞过来，沿着水面缓缓着陆，姿态优雅万分。我顿时心中百味杂陈，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在幽静迷人的后花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遐想一个下午；花三个小时划一艘小船到格兰切斯特草地喝一杯苹果酒，再花上三个小时划回来；只要骑三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几乎任何一本书。​

之后的几年，为了大学专题，我又陆续跑了麻省理工学院、海德堡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再也没有遇到像剑桥那样惊心动魄的美丽。就像苗炜在他的主文开头引用的一段话：“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块石头、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树木和花朵都被安排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出发之前，主编朱伟交代说，这个专题的关键是找到剑桥大学的精神气质。​

“美”可以构成一所大学的气质吗？​

我记得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一对情侣走在墓地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幽灵（比如奥斯卡·王尔德），一起谈天说地聊人生。在剑桥，你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这种事情没准儿真会发生。800年漫长时光所凝固的智性生活的尊严与魅力，提供了无数平行世界的入口：砸过牛顿脑袋的苹果树、拜伦游过泳的池塘、维特根斯坦深爱的后花园、图灵走过的石板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光顾的酒吧⋯⋯校长办公室的蒂姆先生还特地带我去国王学院的后花园，那里新竖了一个诗碑，上面刻着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蒂姆先生显然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并不如何欣赏他的诗，但据称是一个很有钱的中国人捐钱在这里建的。​

在哈利·波特式的古堡采访剑桥大学的女校长爱丽森·理查德时，她专门提到剑桥的美，说这种美会渗透到学生的灵魂里，多年后变成他/她的一部分。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大学校长，问了很多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剑桥本科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剑桥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剑桥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一所英国大学，它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剑桥如何保持与外面世界的距离等等。​

这些问题女校长估计早已回答过一百次了——800年校庆是大日子，当时的剑桥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像我这样的记者。但对我来说，在此后四五年的大学报道里反复遭遇这些问题之后，如今重新回头看她的回答，才觉得深有共鸣。比如，“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剑桥的本科教育因其深度而享有盛名。这植根于一种思想，即发现、创新和探究新的领域是以教育和知识为前提的。剑桥的意愿很明确，那就是让本科生接受教育抵达乃至超越知识的边界。学习的重点不仅是关于已知的东西，还包括学术研究和发现，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培养批判性的、逻辑性的和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

麻省理工学院（2010）​

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刚好遇上中秋节，我被邀请参加一群中国留学生的中秋聚会。一个宽敞的学生活动中心里挤满了人，还有特地从哈佛赶过来的学生，摆开好几桌，吃薯片，玩“三国杀”，喧哗之声此起彼伏，还以为到了唐人街的中餐馆。​

聚会到深夜才散，我跟刘旭沿着查尔斯河散步回家。刘旭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大脑的记忆机制，导师是个日本人，拿过诺贝尔奖。在淡淡的月光下，他谈起自己的梦想、失败的婚姻、清贫的生活，以及外人看来有些荒唐的工作——每天砍下果蝇的脑袋，后来高级一点了，换成整天看小老鼠走迷宫。这所大学方圆百里到处是刘旭这样的博士后，从一个博士后站辗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站，他们一边在实验室里忍受无比枯燥的实验过程和99%失败的可能性，一边心存1%的指望：有一天你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了，然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实验室都跑来给你邀约。要不是他的故事打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底色，麻省理工学院的故事就未免太明亮，太未来派了。​

一条查尔斯河划开美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前者遵循英国大学的古典精英教育模式，以培养现代绅士为己任，后者则秉承德国大学模式，强调研究与动手实验，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其中隐藏着另外一层意思：知识是可贵的，但必须有用。

陈赛

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大学专题的第二站，是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它的15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150年里，这所大学的发明和创造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经纬：电话、电磁铁、雷达、高速摄影、复印机、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GPS、癌症药物、人类基因图谱、激光、太空旅行⋯⋯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所大学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从历史中去追寻，但更快捷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个体的故事中去找。当时我的采访本上记着这么一个问题，每个采访对象都要例行问一遍：“你所在的学科前沿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这是一种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思维：寻找世界上最难的难题，然后攻克它。宇宙、深海、大脑都是人类所剩不多的未知领域，于是你会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扎堆进去。​

在媒体实验室，我得到一个更有趣的回答——“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媒体实验室成立之初，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现在看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的整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原来的“人工智能”转向“拓展人类”。​

University的词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处。所以，大学从一开始就有宇宙论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认为这是大学所代表的最纯粹的意义——它是一个世界相遇、讨论、生产知识的场所。在媒体实验室，这种相遇来得更加激烈、疯狂和有趣，因为这里崇尚“博学者”——你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很可能精通五个领域的研究；而且，他们相信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

在亚历山卓女士（媒体实验室的媒体负责人）的安排下，我在媒体实验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参观权限，以及与研究员自由交流的机会。我在报道里重点写了几位“疯狂发明家”，比如托德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音乐和乐器的固有观念，音乐可以“骑”出来，“捏”出来，“摸”出来，节奏可以像土豆一样地丢来丢去，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

还有赫尔教授，他17岁失去了双腿，从此致力于发明比人的肢体更高级的假肢。他属于我最害怕的那种采访对象，沉默寡言，每次提问都只有寥寥几个字的回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堆满了假肢的沙发上，我问他：“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有人觉得您的假肢太酷了而宁可砍下自己的腿？”他很冷酷地回答：“这有什么不好？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终极吗？”​

你能想象这些科学家在一起合作，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吗？​

海德堡大学（2011）​

我的书架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素描册，是在海德堡古城附近的一个旧书店里淘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看。海德堡的山川、河流、古堡在铅笔素描中洗净铅华与喧嚣，干干净净地呈献在眼前，犹如童话。在越来越浮躁粗陋的日常生活里，我发现它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平静的力量，就像我在海德堡的追寻哲学之旅。​

2011夏天，主编刚从德国回来，对海德堡大学赞不绝口，认为是德国最具诗意的一所大学，于是定下了我们第三所要考察的大学。这一年恰好是海德堡建校650周年。​

记者鲁伊已经在我之前去了海德堡，她是追寻马克斯·韦伯而去的。海德堡是韦伯的故居所在，也是他的心之所在。韦伯则是“海德堡精神”的最佳诠释者。对鲁伊来说，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自我追寻之旅。​

我负责写哲学。其实，很难说海德堡大学与哲学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只是那里有一条哲学家小路，因黑格尔经常在此地散步而得名。于是很多人谈到海德堡，都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哲学。​

一个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记者，怎么去完成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题目呢？焦虑中，借了一堆哲学书恶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入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每一本都读得我昏昏欲睡，尤其是读到分析哲学的文章时，更是完全不知所云，自我评价降到最低。这次经历让我痛感记者这个职业的简单粗暴之处——我们总指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将别人耗费大量时间与心血累积的知识，以最简单的方式打包呈现在读者面前。至少哲学是无法这样操作的一个领域。​

当然，要等到了海德堡才明白，才理解，要真正读懂一本哲学经典，是要经过艰苦的思维训练的，绝不是在哲学家小路上散散步就能顿悟的。在海德堡的哲学系，最核心的学术训练仍然是在经典哲学文本的精读与讨论中完成的。通常是讨论课的形式，老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讲解，澄清概念，疏通论证逻辑。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可能要读上一个学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恐怕要两年。整个本科学年，不过三四本书而已。​

幸亏舒可文老师帮我介绍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在库布里克书店里，我用一杯拿铁咖啡换来了最好的一节哲学课。她跟我讲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主线，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本质的讨论。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由物质和能量构成，凡是可观察到的现象，包括人的思维与意识，都来自物质的交互。唯心主义则认为，现实是由人的心智构建的，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所以，康德说，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经过了一个月的临时抱佛脚后，我决定搁置那些抽象艰涩的哲学概念和理论，而带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去海德堡。今天的世界，科学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与自我的理解，而哲学2000多年来几乎在原地循环，为什么还要学哲学呢？对一个门外汉而言，这至少是一个诚实的问题。​

我在海德堡重点采访了两位哲学教授，凯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学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科赫教授则秉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整整聊了三个多小时，回来后光整理录音就花了一个星期。其实，我到今天也没真正明白他的“时光之箭”的意思，但我记住了他的那句话：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学，而关于现实更深的维度，哲学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文学、艺术也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把握现实，只不过方法不同——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是图像和故事，而哲学创造的是思辨。他说：“我深深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靠近真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确切地说，海德堡并不是德国哲学的标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个“路过之地”。德国历代大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就像我以一双路过者的眼睛，沿着哲学的边界游荡了一圈，瞥见了它的吉光片羽，却无法进入它的森林。​

斯坦福大学（2012）​

有一种心理症状叫“耶路撒冷综合症”，真正的信仰者进入某种狂喜状态，他们穿的跟先知一样在耶路撒冷街头狂奔，自称目睹了哭墙的砖石打开，救世主弥赛亚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路上，在加州金灿灿的阳光下，在坐满了身穿套头衫、牛仔裤、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的咖啡馆里，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种让人疯狂的空气，一种类似大麻和摇滚的味道——人们都染上了一种“改变世界”狂热症。​

在斯坦福大学，几乎我们采访的每一个人都会提到“改变世界”这句话。从“大一”新生、教授到系主任，每个人都希望用最少的资源，获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阙宗仰在斯坦福大学才待了半年，已经深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是一个台湾男生，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才28岁就已经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并迅速登上了麻省理工学院“35岁以下创新者”的榜单。​

事实上，我们最初来到斯坦福，就是冲着这种“改变世界”的激情。斯坦福大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硅谷的心脏，也是整个硅谷的母体，而硅谷不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着未来几十年里更深远的变化（生物工程、纳米技术、认知科学）。所以，用我们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这里已经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很不幸的是，我们挑了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斯坦福大学——这里实行四学期制，每个学期三个月左右，等我们风尘仆仆赶到时，才发现刚好赶上一个学期的结束。那段时间，我跟蒲实、蔡小川住在斯坦福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白天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到处找人采访，晚上狂喝纳帕山谷产的葡萄酒，抱怨在这个沐浴在加州阳光之中的校园里竟找不到一所大学的灵魂。​

我们可以把“创业精神”视为斯坦福的灵魂吗？毕竟他们的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都说了，“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这里发生过太多传奇性的创业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雅虎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校园里几乎每一栋教学楼都顶着一位创业者的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除了捐钱盖楼之外，他们还会经常回来给后辈们上课、聊天、交流创业经验。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学生们谈iPhone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Facebook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葛洛夫、思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这一年春季，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计算机科学系新开了一门创业启蒙课。校园西边的沙山路（SandhillRoad）则是风险资本扎堆的地方，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他服务。一旦他有一个好的想法，总是被导向“我们能不能开个公司，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大学的灵魂”或许是一种矫情的说法，但我的意思是，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是否应该有比“创业精神”更深远的价值？无论创业是关于金钱、自由，还是改变世界，它都是一种太过实用性的目标。难道大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年轻人在一生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的时间里，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自由地漫步、思考、阅读、交友吗？而且，“改变世界”真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美好理想吗？随着技术改变世界越多，对于技术的疑虑也越多。斯坦福在激情万丈地创造未来，但那个未来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可以到6英里之外的谷歌总部采访那两位著名的斯坦福毕业生，问问在斯坦福为他们设计的知性路径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灵魂的教养与道德的训练，让他们在设计谷歌的未来时如履薄冰？​

或者，我可以坐上前往旧金山的火车，敲开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家门，请他聊一聊他的斯坦福岁月以及他对硅谷新的科技潮流的思考。布兰德1957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生物系，当时的硅谷才初具雏形，他立刻被深深卷入其中，此后半个世纪一直扮演新技术探路者的角色，同时不断反思科技与人类的关系。他是一位典型的斯坦福人，极富创造力，高度网络化，并且心怀天下，三次将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用于他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一些事情上。来斯坦福之前，我给布兰德发过邮件，问是否可以去旧金山拜访他，但被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谢谢，有太多事情要忙，也许下次。”​

为了向我确认斯坦福的“灵魂”，文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给了我一本刚刚修订好的本科新生通识教育课程方案，封面上是罗丹的雕塑“沉思者”，旁边印着大大的黑体“Thinking Matters”。上面列出了35门学科的课程，每门课程都以该学科最重要的问题开始，比如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来自哪里？为什么人类总是为制造与破解密码着迷？正义如何包含自由、平等与安全的理念？大脑如何运作？“哥白尼革命”如何影响了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日常行为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世界进程，个人又如何被世界事件所影响？进化如何奠定地球上生命多样性的基础？死亡是旅程的终点，或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哈佛大学（2013）​

“21世纪怎么才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这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那里离硅谷太近，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感尤其强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大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完整的人”。但等到我们真正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哈佛大学这一期。​

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通识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公共面孔”，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世界发生巨大变化时，大学应该如何帮助它的学生应付这种变化？​

因为怀孕，这一次我没能亲自去哈佛实地采访，但哈佛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关于通识教育改革的专题，很多教授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撰文讨论这个时代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的书籍：作者有：艾伦·布鲁姆、玛莎·纳斯鲍姆、罗伯特·赫钦斯、欧克肖特、怀海特、杜威、纽曼⋯⋯​

在密集的阅读中，过去几年做大学专题时一些混乱未解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我意识到，无论时代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在“博雅教育”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在现代社会，精英式的博雅教育是一种奢侈品（斯坦福和哈佛的本科生每年的学费都近4万美元，剑桥也在最近几年暴涨到9000英镑）。记得最初在剑桥采访时，苗炜对我说：“在剑桥这种地方，你会有一种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现实，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事实上，每次从一所大学采访回来，与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人生的各种局限性，但同时我也一次次告诉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远都只存在于自身。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就像大卫·丹比，一位《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48岁那年却突然决定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两门通识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他跟18岁的学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这些都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作者，他们的书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在重读的过程中，他发现失落的自我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回到他的意识中；与此同时，这个自我还在扩大，伸展着自己。正如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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