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厦门大学副教授谢灵公开批评校长朱崇实就餐特权—“学校教工自助食堂常常无菜可吃,而校长出现时服务员马上端出丰盛菜肴”,“反映了厦大官本位的严重程度”。朱崇实回应称,谢灵的说法不实。而对于“是否会因此事追究当事老师责任”,朱崇实称不会,但又表示,此前已有教师举报谢灵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学校相关学术道德委员会正在就举报问题进行审慎调查。 面对本校教师的公开批评,朱崇实校长能及时作出回应,当然首先应予充分肯定。但进一步细读具体回应内容,又不能不非常遗憾地指出,它委实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从上述回应中,我们既没有充分领略到被批评者“直面批评、不回避问题”的坦诚,也没有充分感受到被批评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乃至“容得下尖锐批评”的雅量,而所能领略、感受到的,似乎都是一些完全相反的东西。 对于教师批评,朱校长一面“大度”表示“不会因此追究当事老师责任”,另一面同时又立刻强调“谢灵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即便校长内心确实并无“报复”的意思,如此露骨的表态是否也太过疑似“打击报复”,涉嫌“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并显得“欲盖弥彰”?更何况,即便“学术不端问题”属实,这与批评校长特权又有什么必然关系?难道有“学术不端”污点的教师就无权批评校长?相比所批评的事实本身,批评者的动机更值得关注? 更重要的是,教师表面批评的虽是“校长就餐特权”,但真正所指向的显然又远不止于此。这正如谢灵已指出的,“教工餐厅的这件事本是小事一桩,但由此反映了厦大官本位的严重程度”,“在政府官员面前,作为校长的你低头哈腰,谄媚取上”;“在教授们面前,你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论文指标化,职称名利化,教学标准化,急功近利……” 如果剔除上述批评中的一些过激言辞,并且承认大学“官本位”以及由此衍生的“论文指标化,职称名利化”等问题绝非厦大独有的现象,那么我们势必不难从中发现,谢灵所批评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表象的“就餐特权”、校长权力问题,甚至也并不完全是厦大校长朱崇实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同时也是当前高校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大学行政化问题。这种大学行政化一方面不仅表现在,大学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的高度依附、附庸化,缺乏独立自主的校格人格;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在大学内部奉行的同样也是一套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领导说了算”的治理模式和逻辑,如“官大学问大”、“当处长比教授更开心”,而并不是一种真正充分尊重教育自主权和办学规律的大学治理模式,如“教授治校”。 朱校长面对谢灵的批评,仅仅只强调就餐特权“不实”,并为此感到“非常生气”,却没有正面回应反思大学的“官本位”及“去行政化”改革问题,并为这种“官本位”而感到“生气”,显然不能不令人备感遗憾。要知道,“去行政化”等大学改革,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推动,更有赖于包括大学校长、教师在内的教育主体自身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主动自觉戮力为之。(张贵峰) (西安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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