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1976年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核心观点

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司法长期缺位，主要借助强有力的行政治理，当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一模式可能会不可持续。证券市场的监管，需要搭建立法、执法、司法齐头并进的系统性框架。

“中国式”监管让非标意见逐渐减少

新京报：能不能谈谈你的研究方向？

夏立军：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揭示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这是从制度的层面；二是希望研究中国企业家的特征怎样影响公司治理，这是从人的层面。大体上主要是这两条线。

新京报：你曾对盛润股份连续15年的财务报告拿到非标意见（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进行过研究，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研究的？

夏立军：在早期，每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结束之后，证监会会计部都会有一些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的分析，里面会提到一些连续多年拿到非标意见的公司。我们发现，盛润股份很典型，上市后每年都拿非标，于是想到拿出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屡教不改”。这种情况很显然和成熟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成熟市场不要说连续拿非标，一年拿非标都是很严重的情况，年报公布后股价会大幅下跌。但在中国呢，好像拿到非标也没什么，股票也不怎么跌，说不定还涨。

我们试图通过案例，分析相关制度是否有缺陷。

新京报：研究的结果怎样呢？

夏立军：我们发现，连续多年拿非标，公司也拒绝调整相关会计处理和披露，最关键的原因是非标对企业来说没有什么重大后果，这就造成企业进行会计和披露调整的成本可能很大，但收益很小，维持原有政策，反而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方式。企业就觉得，拿非标也没关系，反正已经是ST了，拿了非标也不会让他退市，所以他不觉得非标是个事儿。

新京报：目前这样的问题还存在吗？

夏立军：应该说，从2000年左右开始，证监会越来越重视审计师出具的非标意见，所以这几年的非标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企业比较担心证监会对非标的反应。之前是审计师出具了很多非标意见，但投资者不去在意，企业也不觉得有什么成本。最近几年，证监会增加了获得非标意见的企业的代价。在美国靠市场，你拿了非标，投资人用脚投票，很严重，中国是证监会给你惩罚，如果不改的话可能交易所会让公司停牌等等，所以现在只有5%左右的企业拿非标，这5%里面，还有很多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改不了的。

国内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新京报：您曾经提到，国内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似乎没有需求，为什么这么说？

夏立军：我们发现，国际上80%左右的上市企业都愿意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但是在中国，四大的市场份额（按上市公司客户数）连10%都没有。这很特别。别的国家都愿意请四大审计，因为这代表着高质量。但在中国，大家似乎对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那么多需求。那我们就会担心，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质量会不会比较低，因为不是最高质量的审计师在做，但独立审计是自愿的，法律没有规定必须请谁。

新京报：四大的审计质量就一定更高吗？

夏立军：四大有大量投资在培训上，有严格的公司规定，还有全球性的声誉，独立性相对更强。最重要的是，四大的规模大，一般企业对它的影响有限。对小所而言，小企业很容易成为它的大客户，对大所而言，大企业就变成了小客户。

新京报：是哪些公司不愿意请四大呢？

夏立军：国有和民营、东部和西部有差别，越是往西，越是地方国有企业，越不愿意请大的审计师审计。

也有人说当地审计师可能更了解当地的企业，更容易监督企业经营，这是一种正面的解释。但我们发现，企业请本地的公司做审计，往往拿出的审计意见还是更正面一点。

审计师的独立性来自于市场激励，如果大家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就会向市场发送信号，审计师也会提高水平，因为有价值。但如果审计师觉得，提升质量不光没有好处，还会丢失客户，在经济上的动力就不足。

新京报：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强的造假动机？

夏立军：中国股市的造假收益太高，成本太小。像绿大地这种极其严重的情况，无非就是几年一关就出来了，但造假的收益巨大。

很多人说A股IPO是造富机器，造富机器背后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坐几年牢，这种损失和代价是很少的。

股市监管大的框架还没搭起来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够严格？

夏立军：在美国，公司造假投资者可以集体诉讼，可能让相关责任主体赔得倾家荡产，而且起诉时，法院会比较保护投资者，有严厉的法律，上市公司的高管就要小心谨慎了。

安达信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因为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而倒闭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社会反思，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的年数太长了，变得不独立，是不是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审计有冲突等等。

2002年，美国颁布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这是1933年之后，美国影响最深远的商业法案，禁止审计师同时提供某些咨询服务，一个合伙人签下客户超过五年，就要强制更换等等。

新京报：在万福生科、绿大地出事后，国内资本市场监管方面是不是更加严格了？

夏立军：严格了一些，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的问题可能是存在一些漏洞，大的框架没有问题，而中国是大的框架还没有搭起来。

美国颁布SOX法案之后，当时中国证监会也做了一些改革，反应很快，把SOX法案结合中国的情况，很多条款也推行了。比如，要求签字审计师在连续五年审计一家公司之后，第六年必须换一个审计师，但这我个人觉得，这些都还是治标的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高比例地发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能不能严厉处罚。

现在上市公司总体上造假动机强烈，投资者又不能很有效地起诉上市公司，也没有动力揭示上市公司造假，一旦买了这个公司股票，还不如隐瞒公司的虚假陈述。如果说你买了股票，一旦因为公司造假引起亏损，能够得到容易的、合适的赔偿，那么他就有动力揭露公司造假。

新京报：“大的框架”具体指什么？

夏立军：总体上说，就是立法、执法、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