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腾讯·大家》连续拜读了李多钰女士的两篇文章《老师，我应该付你多少钱》《义务教育的暗黑市场》，写国内学校老师的收红包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现今国内教育体系：

“所谓义务教育，从入学、学校、校外，它的上中下游都被绑架了，义务教育，恰恰成了最昂贵的特权教育。老师收红包只是系统整体问题的一个日常表现，它之所以显得尤其荒谬，正因为它习以为常地显示了教育主体的倒置——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主体不再是学生，而是利益。”

两篇文章令我吃惊。因为文章里所写的内容，是我未曾有过的经验，实感陌生。

首先，我小时候在家乡湖南上学时，老师不仅不收礼，甚至还会自掏腰包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一位姓盛的女老师，有年夏天我弟弟急病住院，父亲出差在外，母亲要照看弟弟，没时间照顾我，盛老师就将我领到她自己家里。整个夏天，我不仅在老师家免费吃住，还“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免费接受老师给我“开小灶”——尽管我的母亲从未给盛老师送过礼，但她却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也不追求那么多金钱利益。我和同学们见到老师，就如今日之宅男见到女神，浑身上下都是仰慕与忐忑。所以，我到如今都对“老师”这个称呼敬重有加，并不随便尊人一声“老师”。

后来，我来日本结婚定居，并成为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从女儿2岁半进入日本的公立幼儿园、7岁进入日本六年制的公立小学，直到现在13岁就读日本的私立中学，十多年来我也从未给日本的学校或幼儿园的老师送过礼，更不用说给老师送红包——因为，在日本，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哪位家长若不注意，随便给学校的老师们送礼送红包，很可能弄巧成拙，不仅无法让老师多“照顾”自己的孩子，反而会让孩子在学校从此难以做人，在同学们中间难以抬起头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再回答大家。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宪法第26条第2项，对“义务教育”给出的定义：

“根据法律规定，全体国民肩负有让其所保护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而义务教育是无偿的。”

从这一定义，可看出所谓“义务教育”，其实包括两个基本内容：

第一，让学龄儿童就学，是身为家长必须尽到的“义务”，日文中称之为“就学义务”；

第二，国家既然要求家长对孩子必须尽到“就学义务”，国家也就必须在此“义务”要求的基础上，肩负有提供“无偿教育”的责任。

出于此种考虑，日本的义务教育由公立学校来负责完成——日本各地的公立学校，属于各地的地方公共团体。所谓“地方公共团体”，用一句简洁的话来加以说明，就是“为当地居民提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性事务与公共性服务的组织”。

也就是说：作为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拥有“无偿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它不是利益链产业，而是非盈利性的公共事业机构。这种公共事业机构是否管理完善、运行良好，所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而这种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则直接反映出该地区政府的执政伦理观与奉公之心。

基于这样的定位，在日本，到了学龄期的孩子，都会就近入学，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为了方便孩子们能就近上学，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会有学校。

三年前，我曾去参观过日本一座湖中浮岛上的小学。湖中浮岛的名字叫“冲岛”，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中一座面积仅1.52 km的小岛，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浮岛。

因为属于湖中浮岛，即使在交通方便的日本，想去趟冲岛，都十分不方便。到冲岛必须先乘电车到达日本滋贺县的近江八幡市，然后再驱车20多分钟，赶到一个叫堀切新港的地方，再从堀切新港乘船10分钟，才能到达冲岛。而且从近江八幡——堀切新港这段路，是没有巴士的，须有人开车接应才行。

冲岛上一共生活了300多位居民，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三年前我去拜访这座淡水浮岛时，这个岛上的孩子，从幼儿园生到小学高年级，一共才10个人。

而就是这10个孩子，在交通不便的浮岛上，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着完全平等的免费义务教育：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包括游泳池和图书室在内，都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校长和教师也由政府统一派遣。

在一间教室内，我看到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教孩子们认识昆虫。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但老师讲解得十分认真；而在明亮干净的学校餐厅里，我还看到老师领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用餐前，要对食物说谢谢。”很显然，尽管只有10名孩子，但无论是教育硬件还是教育软件，大人们对孩子却不曾有过一丝怠慢。

冲岛的小学：一所只有10个孩子的公立学校

学校的图书室

学校的餐厅

学校餐厅里，老师领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用餐前，要对食物说谢谢。”

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的学校游泳池；游泳是日本小学的体育必修课。

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教孩子们认识昆虫。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

此外，日本的公立学校属于地方公共团体，是公共事业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公立学校的教职员，都属于地方公务员()中的“教育公务员”，必须服从地方政府的工作安排，根据要求前往政府派遣的任何一所学校。前面提到的10个孩子的冲岛小学的“校长和教师由政府统一派遣”，便是一个例子。

基本上，日本公立学校的校长或老师，每三年左右就会调动一次，轮流调往不同的公立小学。调动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能够不断地进行师资力量的平均再分配，令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与平衡。这也是日本政府对就近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所表达的一种教育平等与公平理念。当然，如果孩子的家长放弃义务教育，而自己花钱另择私立名校，那又另当别论。

另外，因公立学校的老师属于教育公务员，在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同时，还必须遵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以及《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所谓“公务员伦理”，就是指“公务员为报答社会的期待和信赖，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则是一部根据教育公务员的特殊性，而制定的对于教育公务员的任免、薪饷、身份、惩戒、服务以及研修等各种规定的法律。

文章看到这儿，我想各位读者也大都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在文章的开头，我会说在日本，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很可能弄巧成拙。因为，按照相关法例，作为教育公务员，老师接受家长的红包或礼物，很可能会构成“收贿罪”；而家长送礼物送红包给老师，也很有可能会构成“赠贿罪”，两者都有可能触犯法律，给自己和孩子带来麻烦，实属得不偿失。

日本公立学校的老师，不仅不收红包不收礼，甚至连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一起聚个餐吃个饭都十分谨慎。今年4月我家小朋友小学毕业，班级里的同学和家长一起，大家AA制举办了一个毕业聚餐会，班级的责任老师（也就是班主任老师）都避嫌没有前来参加。

不过，虽然无法跟老师一起吃饭，但为了感谢老师多年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与栽培，全班同学和家长们一起，还是给老师送了一份大礼——每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妈妈，都分别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我给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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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越老师：

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mii即使小学毕业，但和老师的缘分不会毕业，这一辈子您都是mii的老师。我们希望将来能和老师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希望您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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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mii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名越，是一位非常温和有爱心的女老师，每次参加学校的恳谈会，我们也都非常谈得来。因此，我一直都期待能和名越老师成为朋友。但是，因为日本对于公务员的种种严格规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女儿在小学的就读期间，我一直不敢约老师出来，哪怕是一起喝杯咖啡。

现在，女儿mii已经上中学了，我们和名越老师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工作上的关系，可以单纯地作为朋友来互相交往了。我想，现在应该是可以邀请名越老师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