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就业季。这个夏天，人数创历史新高的727万大学毕业生，再度让“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而每每遭遇“就业难”，声讨就业歧视的言论就会不绝于耳。日前，有媒体就再次关注就业歧视的问题，报道称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性别歧视。

　　客观地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权益保护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这在昨日发表的《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也有所体现。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对女性这样或那样的歧视，这种歧视和地域歧视、身份歧视、身体歧视一样，在短期内尚无法彻底根除。具体在大学生就业领域，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也确实存在。然而，这种性别歧视果真严重影响女大学生的就业率吗？用人单位的性别限定条件果真都属于性别歧视吗？“穆桂英”的方方面面必然要优于“武大郎”吗？笔者既不是男权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只是希望借助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性别的差异性。

　　先来看看男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比较。一个被广为引用的统计数据是“男生初次就业率(77.3%)高出女生(65.9%)11.4个百分点”，出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依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13年对21个省份30所高校的问卷调查结果。与之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4年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更为精确，因为其对高职、普通本科、重点本科毕业生分别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只有重点本科女生就业率(74.2%)低于男生就业率(84.4%)10.2个百分点，这也与前面“21个省份30所高校”的问卷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而普通本科女生就业率(80.6%)高于男生6.8个百分点，高职女生就业率(93.1%)高于男生2.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就整个毕业生群体而言，女生的就业率并不低于男生。

　　如果将重点本科女生就业率低于男生归咎于对女性的歧视，那么普通本科和高职女生的高就业率又作何解释？难道是因为社会反转歧视男性了？这样的解释明显站不住脚，笔者更愿意相信就业率是由社会供需结构直接决定的。社会的需求是基本稳定的，也就是大致维持男女均衡局面。现在之所以出现女生就业率略低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供给端出现了问题，即供给本身就处于失衡状态，最后将失衡传导至就业市场。从2007年开始，我国高校招生中的女生数量首次超过男生，之后一直出现压倒性数量优势，这样的男女失衡情况自然而然会造成女生的就业率低于男生。当然，这样的逻辑推导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女性和男性确实存在性别和社会分工上的差异。如果像西方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一样，追求女性以无性别姿态进入社会生活，那么势必会认定社会对男女均衡的维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歧视。

　　笔者并不否认女生求职过程中会遭遇性别歧视，但并不是所有的性别限定都属于歧视，“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也不一定就是歧视。一方面，性别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并非任何岗位男女都一定适合并能发挥优势，比如客服、护士、中小学教师等岗位普遍以女性居多；另一方面，岗位的性质直接影响到“穆桂英”和“武大郎”不一定都适合，难道让“穆桂英”去卖烧饼才不是歧视？相反，笔者倒从“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中看到了对“武大郎”的身份歧视，把自认为优秀的女生比喻成“穆桂英”，把自认为比较差的男生比喻成“武大郎”？不明白“武大郎”为何就成了不如“穆桂英”的人，甚至成了“比较差的男人”代名词。社会分工各有不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作为普通人的“武大郎”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好歹也称得上是烧饼界的人才吧！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或明或暗的歧视现象并不鲜见。但与性别歧视相比，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更加明显，尤其是对于像“武大郎”这样没有背景、没有当地户口，还有身体缺陷的矮穷挫一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桂英”不应该被歧视，“武大郎”更不应该被歧视。(丁建庭)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