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逾花甲攻读英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毛泽东又重新开始学习外语。十分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友好，俄语是学校中的第一外语，而毛泽东则选择了学英语。

毛泽东敏锐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乱云飞渡”的时局，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新政权的巩固、战后的复兴都无从谈起。于是，1954年10月，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长达12年之久。1961年初，林克被派下乡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读过英文，谈过“参考”。1964年元旦后，年近而立之年的英语教师章含之也给毛泽东教过英语，持续了半年。毛泽东还为警卫和身边工作人员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并亲自担任老师，还与他们一起学过英语。

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学英语，并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循序渐进地“上课”，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了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毛泽东那时只会说“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类简单的问候语，熟悉的英语单词和短语也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由浅入深，分步进行。这种学英语的方法效率并不高，“吃力不讨好”，随读随忘，但毛泽东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他外巡时专作装书之用、充当流动图书馆的樟木书箱。但有一种书一般不装进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以便随时学习。据林克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无论在哪里我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学习的英语材料。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休息时，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他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未曾中断。”

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语单词发音不准。在湖南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的误读。每当此时，毛泽东就会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而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毛泽东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释。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还会用大字、粗笔补注一次。毛泽东先后学习过三遍《矛盾论》的英译本，并在封面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

学英语离不开词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以备随时查阅。考虑到毛泽东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会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毛泽东收集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可他都不甚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本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等辞书。

毛泽东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他在“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而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林克回忆说：“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

毛泽东专机上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学习英语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作为空军副参谋长的何廷一，从1956年起负责毛泽东的专机任务，历时3年，他谈到了毛泽东的一些习惯：“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他还说：“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

曾为毛泽东开专机的李恩恕也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上飞机后，首先把书放到茶几上。他在飞机上常看外语书。有一次，毛主席视察回来，飞机已经着陆了。许多领导和群众在机场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主席走出飞机。机场上的人都很着急，不知机舱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学外语呢！”对此事的细节，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详尽的叙述。

毛泽东从飞机起飞不久就开始学，直至飞机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机组人员不忍心去打搅他，坐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毛泽东仍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当地领导等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见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泽东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她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了她的理由。毛泽东也不接她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这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也抓紧点滴时间，全神贯注地学习，以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为了怕影响视力，郭桂卿就把书从毛泽东手里“抢”了过去，可他笑了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可当她一转身干别的事去了，他又拿了书读起来。对为什么喜欢在飞机上看书、学英语，毛泽东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泽东去成都开会，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见飞机上带了那么多书，大家恳切地请他多休息，注意身体。可毛泽东却笑了笑，说：“在飞机上看书最好了。我从北京一上飞机就看到现在，一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二没有人给你送公文，三没有人找你请示汇报，在这上面看书最安静、最踏实。”当有人提到“飞机上发动机吵得厉害，汽油味也很难闻”时，毛泽东说：“一看书就什么也不想了，要思考书上说些什么，所以我不呕吐，也不头昏。”

有着“天下第一名园”美誉的杭州刘庄，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致小楼，是毛泽东来杭多次住过的一号楼，人们称作“主席楼”。在“主席楼”后面一条小路旁的树阴下，有一块秀石，上书“毛泽东学英语处”几个红字。有张毛泽东与林克一起学习英语的照片作为佐证，这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纪念毛泽东学英语的地方，也成为了西湖一景。旁边一块低矮的石头表面已有些光滑，显然是由于游人坐在这里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干山峦、钱塘桥畔、夕照峰下、南屏游泳池旁，到处都留下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朗朗读书声，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泽东又来到杭州。清晨，雨朦胧，雾朦胧，毛泽东照例去爬刘庄后面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员提醒说。“淋雨很好。”毛泽东微笑着，拿着一本《矛盾论》英译本沿着山间曲径，拾级而上，向丁家山顶走去。丁家山上有个亭，可以避雨。毛泽东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读开了《矛盾论》。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认真地听着，不时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有时读着读着闹出笑话，毛泽东也满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泽东对林克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语。”他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时怎么办？”林克那时还是个青年人，而毛泽东已年过花甲，但毛泽东对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干山的一次闲谈中，有人说，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泽东闻言，马上更正说：“不是小先生，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