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在中欧1995-99级校友5.10返校日上的演讲实录】：

​转型、升级、创新、颠覆，八个字，四个词。转型、升级是近十来年讲得比较多的事情，但是革命尚未成功，还有待我们努力。​ ​

那么怎么能够转型、升级成功呢？转型、升级这十几年，大概从95年开始，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开始讲转型、升级。转什么型呢？开始叫增长方式转型，后来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型的核心内容就是升级，产业要升级，要提高它的效率，要有技术创新。但是这个事情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实现。​ ​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两个五年计划过去了怎么还没有转过来呢？当时有一个结论，是说存在体制性障碍。正好03年中共中央通过一个决定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点出了这一条，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所以叫推进改革。把这个体制完善下来，才可以实现转型。​ ​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所以我们在05年制订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而且做了具体的分析。当时分析这个体制性障碍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是一个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因为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明确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正好是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接着而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开启了我们从94年开始的改革。这个改革，为我们中国经济崛起创造了体制的基础。​ ​

但是，我们在总结时发现，到了21世纪这个改革慢下来了，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变得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妨碍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当中的继续实现转型升级。应该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结论做出之后，几乎有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实现。​ ​

这就造成了我们十八大之前全国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是问题积累起来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十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做说明时说的。这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十八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中全会根据这个决定，做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我们现在正在执行这个战略部署。所以我对这八个字的回答我想说三点意见。​ ​

第一，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这就是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做的部署：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或者说在一个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 ​

今天下午我在闵行吃午饭的时候说了几句。回想我们在闵行开始办学以来，历届同学为什么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而且从学院获得的知识支持了我们在创新创业上做出了很多成就。这个归根到底归功于什么？当然有很多方面的贡献。有我们学院的领导，学院的老师，上海市、交大的支持，其实归根到底，我们有幸赶上了上一波改革的浪潮。​ ​

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以后，我们学院的前身整个教学工作停顿了。我们和中方的领导单位的关系处得不是很融洽，所以就想要找一个新的“婆婆”，搬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政府换届了。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换届，93年国务院换届。国务院换届之后，我们的行政领导单位是中方的国家经委的主管国际和干部教育的副主任，就是陈副主任。陈副主任认为，前一任国家经委的领导提出放我们走是不妥的，他力图挽留，但是因为过去处得不好，我们这里特别是外国教员坚持不留在北京。​ ​

在92年到93年期间，我们物色了很多地方，派出我们的校董来上海接触。因为在94年上海发展战略制定过程当中，我跟上海的几位老领导都比较熟悉，所以学校让我来敲敲边鼓。这个时候正好是十四次代表大会和酝酿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决定的时候，改革的情绪高涨，浦东的开发如火如荼，所以我在上海接触了汪道涵老市长和当时的徐匡迪市长。​ ​

这两位新老市长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认为上海这个地方、浦东这个地方应该有这样一个学校，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一个管理学院。所以他们欣然表示欢迎中欧到上海来。有空的时候我想来看看浦东，我就来到了金桥，当时朱院长就来问我来上海干什么？我就讲到了我们学院的前身有意来这里。​ ​

后来我找到徐市长的时候，教卫办说，金桥开发区欢迎中欧，而且愿意拿出自己保留的地给中欧。上海当时有好几个地方都在争取。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中欧落户金桥。当时金桥还相当荒凉，后来我们决定来了，现在事实证明这是相得益彰，学院得到了很大支持，实际上浦东和金桥开发区得到了世界性的声誉，有这么好的一个学院。​ ​

我们之所以能在这里办学，同学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知识上的收获、事业上的收获，是因为我们乘上了改革的大潮。而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加快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说，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改革碰到了某些障碍，或者说有所滞后，而我们今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现在的中国经济和20年前的中国经济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深化改革，提出的要求就非常高了，不是当年的那个了，大致上放开一线市场空间，我们民间创业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这造就了我们过去20年的辉煌。但是你反过来回头去看，其实那不算什么。何况，这20年，我们改革有一些方面还没有触及到，所以出现一个情况，我们20世纪建立起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就是半市场经济，以至于到了21世纪出现了某些回潮之后，这个经济当中的很多问题就非常严重。

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压抑、抑制了市场作用。所以我们就无法转型，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腐败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在20世纪建立的基础上，要向前走，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两天给MBA上课，我就特别强调要认真读一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20年，我们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经济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什么样的市场体系呢？叫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八个字四个词所形容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体系，是跟世界上所有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基本性质是一样的。这跟我们现在的市场体系是差别非常大的。比如说它的四个特征是统一的，我们现在的条块分割是非常厉害的；它是开放的，就是说对所有市场主体是一视同仁开放的，是实现负面清单的，也就是说没有法律禁止都是可以进入的；是竞争性的，而我们这里行政垄断到处都存在，竞争性是很差的；是有序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我们现在的无序竞争、恶性行政、行政干预、红头文件制度等等问题非常多。​

​我们不但要在商品市场上建立起这样的市场来，而且要在所有的市场——包括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都建立起这样的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任务。​

​你说要照镜子，什么样的市场呢？我们上海自贸试验区所描绘的图景大概也就是将来我们国内市场的场景。这样一个自贸区的试验，要建立起一个跟全世界将要普及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完全一致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任务，我们确实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对这一点我们需要有非常真切的把握。​ ​

我常常碰到一些同学讲，我们改革会有一些什么措施出台，我会抓住什么商机。这些商机能抓住是必要的，但是这中间常常有一个问题，想的是小事，不是大事。当然同学会有一个想法，说我能干什么呢？我只能被动适应，政府推进什么改革，我从中可以抓住什么商机。我觉得这样想就太消极了，这么宏大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业，我们不能被动地想着在里面赚一点小钱。要有理想和抱负，要有历史的责任感。​ ​

所以我就有了第二点意见，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改革规划，要研究我们能够出什么力，我们怎么参与，我们怎么读出有关的方面来实现这个改革。希望不但是说2020年我们一定要建成，最好各个方面的设施建成越早越好。人生苦短，虽然各位还是壮年，但是能够让你们发挥全才时间也是不多了，不能被动地等到2020，而是要主动参与。​ ​

第三点意见，我们还要做一个准备。就是要准备在新的市场制度体系之下，在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中我们怎么做生意。怎么来确定我们的经营战略，怎么来改善我们企业的公司治理。怎么来加强我们的企业管理。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

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很容易，到那个时候这样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学学政策，学学条文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过去这个体系下，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很大作用，各级官员一句话就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赚钱还是亏本。所以形成一些不好的经营习惯，这种经营习惯也许是被动形成的，但是会很顽强。​

​最近几年我有的时候也到国外去转转，看看外国的资料。对我们中国商人，或者对于我们中国的市民，就多少有点像现在香港居民或者是台湾同胞那样，叫又爱又恨。你们经济很强大，你们又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你们有一些商业行为真的是不敢恭维。我在80岁以前在几个国内的上市公司、H股公司做独立董事。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公司的香港司机反感越来越大。说现在在香港开车太困难了，你们大陆人从来不管红绿灯。当然在香港来说，出了交通事故他是要根据法律判责任的，我们公司的司机说，我们不愿意撞人，但是他不管红绿灯就那么过马路，让我们开车都困难。​ ​

最近几年，一些境外企业对于我们一些企业缺乏企业精神的这种做法是深有怨言。我们一定要注意，让所谓“关系是最大的生产力”这个时代过去。创新才是生产力，那么我们就需要学习，而且锻炼这种能力，靠创新来做强我们的企业，靠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来赚钱。​ ​

我就讲这么三点意见供各位参考，谢谢大家。